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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这是作为研究者的经济学家的一个现状。有意思的是，作为教师，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非常重视其前辈们的智慧。当又一批新生们进入经济学原理的课堂时，教科书的作者以及教师们仍会努力让学生们摒弃既有的偏见，用保罗·克鲁格曼的话说，就是：“让我们的本科生的头脑能够抵御那些在专业讨论中如此盛行的谬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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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研究与教学之间的脱节，是一个重要的利好现象。问题不在于经济学家对偏见一无所知，而在于经济学家们对此知道得很多，但是他们不愿公之于众，从而给自己的学术声誉带来风险。如果经济学家能够克服这种为难情绪，那么经济学将在这一问题上大有作为。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对于系统性偏见的研究已经长达几个世纪之久，但是，现代经济学家迄今未能就此向心理学家、公众舆论专家或者其他任何人作出任何明示。而且，教学经验已经让这些当代的经济学家们对公众偏见有了深刻的洞见。因此，经济学家只要把他们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公之于众，人类知识就将向前迈进好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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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经济学不是达不到那个潜在的水平，而是有很多的潜力。目前，几乎鲜有经济学家对公众舆论研究者们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感兴趣。但是过去的经济学家曾经对此类问题做过深入的思考，现代经济学家对此可以有更多的贡献，即便他们不愿意亮出自己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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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让经济学家了解系统性偏见这一现实方面，心理学家和公众舆论研究者已经作出了突出的努力。但迄今为止，这样的交流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单向的。因此，要说经济学家能够对此有所回报，可能显得有点奇怪。鉴于他们对系统性偏见的假定持如此严肃的劝诫态度，我们能够相信经济学家对此有什么原创的洞见吗？退缩可不是经济学家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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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的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因为很少有现代经济学家关心思想史，所以很多最具洞察力的讨论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忘记了。[22]而且，在他们作为研究者和教师的双重角色中，经济学家面临着全然不同的激励。在学术杂志上强调系统性偏见的观念会对其职业带来风险，而在课堂上这么做却能令人尊敬。这就为观念遭受冷遇提供了最理想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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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那么经济学家们——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对系统性偏见究竟有何高见？在经济学家对外行的所有批评中，有四类观念是最主要的。[23]本书将这四类批评归纳为：反市场偏见 （antimarket bias）、排外偏见 （antiforeign bias）、就业偏见 （make-work bias）以及悲观主义偏见 （pessimistic bias）。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把它们视为被广泛接受但却不幸是错误的偏见。本章的后半部分将逐一介绍遭到经济学家批判的公众所犯的系统性错误，并简要说明为什么经济学家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公众是错的。下一章则会对此提供规范的统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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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反市场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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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在本质上是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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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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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日用品商店的产品部，第一次知道农产品的价格支持这回事儿的。那时，我还在上幼儿园。我的母亲向我解释说，价格支持看似让水果和蔬菜价格更贵了，但实际上结论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没有价格支持，那么很多农场就要关门，很快，价格就会涨得更高。如果那时我更懂事些，可能会提出一些问题来。比如，其他商店是否也有价格支持？为什么没有？但是在当时，我只是接受了母亲的解释，并且留下来一种长期的印象，那就是价格竞争对买卖双方都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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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遭遇反市场偏见 ，这是一种低估市场机制的经济收益的倾向 。[25]公众对于在多大程度上能指望逐利的商业行为产生社会福利后果，持高度怀疑的态度。他们关注的是商业的动机，而忽略了竞争所带来的约束。尽管经济学家们都承认，利润最大化加上市场不完善可以造成不良后果，但没有人会把成功的贪欲看做本质上对社会有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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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生命的晚年，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善辩地抓住了反市场偏见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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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站在法官面前接受审判，后者的口袋里装着死亡判决。无论他们听到怎样的辩护，他们都决定对其宣判死刑。唯一可能反败为胜的辩护是对控诉本身做出改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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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或许是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史家，在其他场合曾经不容置疑地提到“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即认为任何行为只要以盈利为目的，仅就这一事实而言，就一定是反社会的”[27]。鉴于熊彼特的渊博学识，他的这段话很有深意。反市场偏见不是一种暂时的、特定的文化上的偏误。它是一种让历代经济学家们难以纠正的、根深蒂固的人类思维方式。[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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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政治学的经济学家们对反市场偏见提出了批判。自由派民主党经济学家也在反复重申熊彼特的观点。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卡特时期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曾经宣称：“利用物质自利的‘原始’动机来促进公共利益，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社会发明。”但从政者和选民们并不欣赏这一发明。“事实上，［环境］政策的一般特征……将立足于以下结论，即管制是显而易见的答案，价格方案永远不会被考虑。”[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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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偏好说成是多数人的意见是民主政治的惯用手法。权威们很少宣称：“美国人民想要X，但他们错了。”但是，在面对反市场偏见时，很多经济学家是公然反对公众舆论的。在经济学家中，很难找出比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更支持自由市场的了。然而，他是否认为是那些不近人情的社会精英在强迫大众不情愿地去接受大政府呢？不，他公开承认，那些他所反对的政策反映了人民的意愿：“自欺欺人毫无意义，美国的公众舆论反对市场经济。”[30]民主的问题不在于政客的卸责，而在于公众的反市场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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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西方国家的公众舆论一直受一种观念的蛊惑，即认为存在一种所谓“社会问题”或“劳动问题”（labor problem）。其言下之意是，资本主义的存在损害了大众的根本利益，尤其是那些工薪阶层和小农户们的利益。我们不能容忍继续保持这种明显不公平的制度，必须进行强烈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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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资本主义不仅使人口倍增，而且空前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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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市场偏见的表现形式数不胜数。最普遍的或许是将市场回报等同于财富转移 ，而忽略了其激励属性。[32]（在经济学术语中，“转移”意指财富从一人向他人无条件地转移。）因此，这里的关键在于，在财富的接受者和财富的提供者之间，你更强调哪一方。经典的例子是：人们倾向于把利润视为对富人的礼物。因此，除非你能坚持己见对富人的同情超过穷人，否则限制利润似乎是大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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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一种观念，无论持何种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家们都只有一种共同的反应，那就是哭笑不得。利润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一种报偿：“如果你想变得富有，那么你必须去做点人们愿意掏钱的事儿。”利润激励人们降低生产成本，将资源从低价值产业配置到高价值产业，并研制出新的产品。这就是《国富论》的中心思想：“看不见的手”不动声色地让自利的商人服务于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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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个体都在不断地尽其所能地发掘最有利的工作，以获得任何他能获得的资产。事实上，他所关注和期待的是他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但是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而然地，或者说必然使他选择那些对整个社会最为有利的工作。[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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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他们常常忽略了更深层的涵义。如果亚当·斯密所观察到的仅仅是一个事实，他为什么要费心把它写下来？为什么经济学教师们要一再反复地引用这段话？因为斯密的观点是违背当时人们的直觉的，至今为止，也仍然是违背人们的直觉的。 对少数人而言是事实，对多数人来说却是异端。深谙这一事实的斯密，正是试图将读者们从他们的武断的无知中惊醒：“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比他真正希望的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我从不知道那些声称为公共产品而从事交易的人有过如此大的贡献。”[34]商业利润表面看是一种财富转移，但却能造福社会；而慈善性的商业看起来对社会有利，但充其量是一种财富转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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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其他不受待见的所谓“横财”（windfalls）。近几个世纪以来，反市场偏见主要攻击的是所谓“不义之财”（obscene profits），但在更早时期，被攻击的对象是利息或“高利贷”（usury）。[35]在流行的观念里，利息只有一种结果，就是让放贷者更富，让以此为生的人更穷。在其经典著作《资本与利息》（Capital and Interest）中，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观察到对债务市场的偏见可以上溯到几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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