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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拟在所有人口学群体的所有成员在具备最高客观政治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其政策偏好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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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你开始收集受访者的政策偏好数据——他们是否希望增加或减少政府支出,是否希望提高税赋来减少赤字,是支持妇女生育选择权还是反对堕胎。接下来,你可以测试受访者的客观政治知识。把它设想为对其政治智商(Political I. Q.)的一个测试。看看他们是否知道每个州有多少议员,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谁,俄罗斯是不是北约成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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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知道受访者的政治智商,你就可以结合其收入、种族、性别等信息,从统计学上去预测他们的政策偏好。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具有高政治智商的普通人,是否比低政治智商的普通人更主张增加或减少政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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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这些信息后,你可以估测,在一个人保持人口学特征不变,但政治智商提高到相当高度后,他的想法是什么。如果一个政治智商低的穷人,在学习了更多政治学知识后依旧贫穷,他是否会改变对福利政策的看法?如果是,又是如何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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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你知道一个个体是如何修正其观点的话,你就可以计算出如果每个人都有最高政治智商的话,所有的观点分布将如何变化。你所要做的,就是计算出每一个个体在政治素养最大化的情况下,其观点是什么,然后把新的观点分布与旧的做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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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演练一遍。设想有两组不同人口学特征的人,一组为穷人,一组为富人;他们的知识水平有高有低,依次一共有四个组别。每一个类别的人各占总人数的25%。受访者用0—10来给他们的福利政策偏好打分,0表示大幅削减,10表示大幅增加。所有受访者的平均答案是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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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计算所有人的知情偏好,可以用同一收入水平条件下,高知识水平者的平均答案去代替低知识水平者的实际答案。也就是说,把高水平富人的平均偏好分3分,用于表示所有富人的知情偏好。把高水平穷人的平均偏好分4分,用于表示所有穷人的知情偏好。得出新的所有人口的知情偏好的平均得分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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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偏好方法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于,如果知识对政策偏好不存在系统性影响,那么这个研究将不会有任何新发现。 知情偏好的分布将等于实际的“非知情”(unenlightened)偏好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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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平均政策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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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上,知情偏好方法所得出的结果正如我们所愿,知识对政策偏好的系统性影响不仅很大,而且十分普遍。正如奥尔索斯(Althaus)所解释的:“与集体理性模型的预期相反,那些不知情受访者的总体观念通常比知情者要更片面。”[16]他进而向我们精彩地总结了数据库中三组最突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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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与一般调查观点相比,完全知情者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立场相对更倾向于干预主义,但在涉及军事力量的使用和维持问题上,立场要稍稍更趋稳健。”[17]如果公众的政治学知识大幅度提高,那么孤立主义的主张就不会那么受追捧。有知识的人更支持美国在国际社会扮演活跃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们不像鹰派那么强硬:他们希望参与国际事务,但更不赞成公然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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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政策问题上,第二组观点是,完全知情者在各种社会政策问题,特别是纳入法律框架的问题上,持更激进的态度。”[18]最突出的是,更有知识的公众更倾向于支持妇女的生育选择权,更支持同性恋者的权益,更反对在学校举行祷告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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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问题中的第三组观点,从模拟的情况看,是对政府权力的范围及其应用在意识形态上持更保守的态度。特别是在扩大国内项目问题上,完全知情者的财政立场更趋保守,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自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干预来解决政策问题,对于通过政府额外干预来保护环境持消极态度,支持一个更小且不那么强势的联邦政府。”例如,1996年的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曾向受访者询问在下列两个立场中哪个立场与自己观点更接近:“(1)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处理当下的复杂的经济问题;(2)无须政府干预,自由市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19]完全知情者的观点更倾向于市场。在福利问题以及反歧视问题上的立场也与之类似:虽然政治知识会提升对机会平等的支持,但也会降低对结果平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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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知情偏好”:自由市场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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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lthaus(20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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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们知道得越多,与大众的共识则越少的观点,我们实在不敢苟同。尤其在针对奥尔索斯的第三组观点时,这种观点恐怕会这么驳斥它:毕竟,知识终究是和财富相关的。为什么不直接说,知情者更支持自由市场政策,是因为有钱人能正确地把握他们的自身利益呢?这种反驳完全不得要领。知情偏好的分布之所以比实际的偏好分布更支持市场,主要是因为所有各类收入水平的人们在获取更多政治知识后,变得更支持市场了。实际上,奥尔索斯的研究显示,随着知识的增加,收入水平偏低群体支持市场的比例提高得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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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奥尔索斯的报告,知识对政策偏好的影响在多数问题上都表现显著。在受访者中,62%的人表示,在强政府和自由市场之间更支持前者,38%的人则持相反立场。但是,根据估算得出的“知情偏好”,市场的支持率提高了15%;两者的支持率从62∶38变成了47∶53。在其他很多基本政策问题上,从缩减赤字(从69∶31反对变成52∶48支持)到妇女自愿堕胎(从54∶46反对变成56∶44支持),情况也是如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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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让经济学回到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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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们的发现,显然会让研究政治学的经济学家感到尴尬。尽管经济学家们对于在选民不犯系统性错误的前提下政府将如何运转的理论知道得越来越多,但是公众舆论研究者有让人信服的证据证明,选民的系统性错误确实存在。的确如此,偏见是常态,而非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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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存在这样一个盲区,经济学家是尤难为自己开释的,因为在他们之前的漫长的经济学传统中,并不乏对偏见的讨论。历史上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像亚当·斯密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都曾对公众对经济学的错误观念,及其对类似机会成本和比较优势这样的基本道理的顽固排斥,深感困扰。当今的经济学家不仅没能掌握相关学科对此问题的经验研究的成果及动态,甚至忽略了经济学界自身已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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