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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政治学的经济学家们对反市场偏见提出了批判。自由派民主党经济学家也在反复重申熊彼特的观点。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卡特时期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曾经宣称：“利用物质自利的‘原始’动机来促进公共利益，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社会发明。”但从政者和选民们并不欣赏这一发明。“事实上，［环境］政策的一般特征……将立足于以下结论，即管制是显而易见的答案，价格方案永远不会被考虑。”[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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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偏好说成是多数人的意见是民主政治的惯用手法。权威们很少宣称：“美国人民想要X，但他们错了。”但是，在面对反市场偏见时，很多经济学家是公然反对公众舆论的。在经济学家中，很难找出比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更支持自由市场的了。然而，他是否认为是那些不近人情的社会精英在强迫大众不情愿地去接受大政府呢？不，他公开承认，那些他所反对的政策反映了人民的意愿：“自欺欺人毫无意义，美国的公众舆论反对市场经济。”[30]民主的问题不在于政客的卸责，而在于公众的反市场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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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西方国家的公众舆论一直受一种观念的蛊惑，即认为存在一种所谓“社会问题”或“劳动问题”（labor problem）。其言下之意是，资本主义的存在损害了大众的根本利益，尤其是那些工薪阶层和小农户们的利益。我们不能容忍继续保持这种明显不公平的制度，必须进行强烈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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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资本主义不仅使人口倍增，而且空前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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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市场偏见的表现形式数不胜数。最普遍的或许是将市场回报等同于财富转移 ，而忽略了其激励属性。[32]（在经济学术语中，“转移”意指财富从一人向他人无条件地转移。）因此，这里的关键在于，在财富的接受者和财富的提供者之间，你更强调哪一方。经典的例子是：人们倾向于把利润视为对富人的礼物。因此，除非你能坚持己见对富人的同情超过穷人，否则限制利润似乎是大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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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一种观念，无论持何种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家们都只有一种共同的反应，那就是哭笑不得。利润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一种报偿：“如果你想变得富有，那么你必须去做点人们愿意掏钱的事儿。”利润激励人们降低生产成本，将资源从低价值产业配置到高价值产业，并研制出新的产品。这就是《国富论》的中心思想：“看不见的手”不动声色地让自利的商人服务于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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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个体都在不断地尽其所能地发掘最有利的工作，以获得任何他能获得的资产。事实上，他所关注和期待的是他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但是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而然地，或者说必然使他选择那些对整个社会最为有利的工作。[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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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他们常常忽略了更深层的涵义。如果亚当·斯密所观察到的仅仅是一个事实，他为什么要费心把它写下来？为什么经济学教师们要一再反复地引用这段话？因为斯密的观点是违背当时人们的直觉的，至今为止，也仍然是违背人们的直觉的。 对少数人而言是事实，对多数人来说却是异端。深谙这一事实的斯密，正是试图将读者们从他们的武断的无知中惊醒：“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比他真正希望的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我从不知道那些声称为公共产品而从事交易的人有过如此大的贡献。”[34]商业利润表面看是一种财富转移，但却能造福社会；而慈善性的商业看起来对社会有利，但充其量是一种财富转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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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其他不受待见的所谓“横财”（windfalls）。近几个世纪以来，反市场偏见主要攻击的是所谓“不义之财”（obscene profits），但在更早时期，被攻击的对象是利息或“高利贷”（usury）。[35]在流行的观念里，利息只有一种结果，就是让放贷者更富，让以此为生的人更穷。在其经典著作《资本与利息》（Capital and Interest）中，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观察到对债务市场的偏见可以上溯到几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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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方通常是富人，而借方通常是穷人，前者被看作是一种可恶的人，他们以利息的方式从穷人那里榨取本就不多的财富，以增加自己已经过剩的财富。因此，这就不奇怪，为什么古代社会，特别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会特别反对利息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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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莫尔·库兰（Timur Kuran）对伊斯兰经济学进行详细研究后发现，近年来，反对利息的主张重新抬头且势头很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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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被认可为一名伊斯兰经济学家，仅仅满足于当一名对经济学争论有所贡献的有学问的穆斯林是不够的，他必须在原则上反对一切形式的利息。[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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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是伊斯兰世界的头号经济敌人，很多政府积极支持无息的“伊斯兰银行”（Islamic 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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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标不仅仅是让伊斯兰银行更加受欢迎，而且要让所有的银行都伊斯兰化。一些反对传统银行的运动已经成功地使“收息银行”（interest-laden）银行成为非法银行。1979年，巴基斯坦的所有银行被要求在五年内停止从其经营业务中收取利息。1992年，伊斯兰宗教法庭取消了各种重要的豁免措施。伊朗和苏丹也出台了禁息举措。[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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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古代雅典到现代伊斯兰堡的人们，他们究竟忽略了什么？和利润一样，利息不是一个免费的礼物，而是一种报偿：贷方获得利息，是以推迟其消费为代价的。一个能成功消除利息的政府，将不会受到任何需要信贷者的欢迎，因为这意味着它将放贷者一并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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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当下，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曾将反对大气污染许可证交易看作是反市场偏见。[39]如果我们能够让人们停止污染环境，为什么要让他们“花钱去污染”（pay to pollute）？教科书告诉我们，许可证交易可以让你以同样的成本减轻更多的污染。那些能够以较低成本减排的公司会这么做，即把它们富余的污染额度出售给那些不能轻易减排的污染者，结果是：同样的钱获得更多的减排。因此，污染的交易价格不是简单的转移，它创造了一种激励机制，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改善环境质量。但是，非经济学家们，包括那些经验相对丰富的政策圈内人士，并不同意这个观点。布林德提到了一项针对63名环保主义者、国会职员以及产业游说者的让人匪夷所思的调研。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对许可证交易作出经济学的基本解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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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市场偏见的第二种突出表现，是价格垄断理论 （monopoly theories of price）。经济学家公开承认垄断的存在。但公众习惯性地将“垄断”当做稀缺的代名词。[41]价格通常 由供给关系决定的理念很难被接受。即便在存在众多公司的行业，非经济学家们也把价格看作是首席执行官们有意共谋的函数。当然，经济学家们能够理解，共谋是一种囚徒困境。[42]如果一个行业有很多公司，那么行业范围内的共谋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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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公众非常普遍地把中间商看成是无商不奸的“垄断者”。看看这些寄生虫们：他们把商品买回来，“加完价”，又把东西“原封不动”地卖给我们。巴斯夏对于当下的社会主义者对中间商的“贬抑之词”进行了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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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非常乐于消除资本家、银行家、投机者、企业家及商人，指责他们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插上一杠，以便从双方那里牟利，而不给他们任何好处。……因此，在诸如人剥削人、趁火打劫、垄断等夸大其词的言论支持下，他们致力于丑化商业之名，掩盖了它的好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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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所谓的好处在哪里？经济学家对此有标准的回答。流通、仓储、派送是有价值的服务，当你在偏远之所需要一瓶冷饮的时候，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如同绝大多数有偿服务一样，它们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因此，最合乎情理的问题是，不是中间商要提供无偿服务，而是他们要面对日复一日的竞争检验。当看到这类市场上数目众多的公司时，经济学家发现对此冠以“垄断”之名实在很荒谬。[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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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时，我们不该忘记与此一样流行，也同样荒谬的共谋理论（conspiracy theory）：资本家联合起来将工资降至生存线水平。很多人仍然在用这样的镜头来看待第三世界的经济状况，就好比在讲一个第一世界的原版故事的简化版一样。但是，在第一世界，那里有上百万的雇主。只要想想这个故事背后的逻辑，就会发现这有多么可笑。比这更高明的辩护者声称，亚当·斯密本人就对雇主共谋十分担忧，[45]从而十分轻松地忽略了斯密时代的一个事实，即当时高昂的交通和通讯成本使工人们可供选择的雇主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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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的情况又如何呢？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通常要低得多。但是如果那里真有大量的雇主共谋压低工资的话，那么第三世界将是一个特别能赚钱的投资场所。问题是，将你的终生积蓄投向落后国家，是一条没有痛苦的快速致富之道吗？如果不是，你至少应该虚心接受经济学家在第三世界贫困问题上所提出的悲哀但却真实的解释：那里的工人之所以收入低，是由于他们的生产力低。[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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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共谋的因素，公众心中暗含的价格决定模型是，（定价）究竟是利于大众还是利于自身，均在商人的操控之下。如果一个公司经理早上醒来即产生了贪欲，他便会提高价格，或把劣质商品摆上货架。好的经销商会以一个公道的价格来出售好的产品，贪婪的奸商则能从垃圾产品中谋取暴利而不受惩罚。那些市场怀疑论者就差说“好人难有好报”了。正如同约翰·穆勒（John Mueller）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公众把贪婪和几乎一切坏事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被普遍斥责为欺诈、不公、背信弃义及粗暴野蛮，且被普遍认为这是其鼓励贪欲的必然结果”[47]。或者像可恶的旅店老板德纳第（Thenardier）在《悲惨世界》里所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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虱子要收钱，老鼠再加点，带镜子的房间再加两个点！这里一小角，那里一小片，关窗睡觉再加三个点！价格固定没关系，他知道很多小猫腻。价格怎么涨上来，零敲碎打是窍门儿，上帝啊！挣钱的法子真神奇！[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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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在在第一幕结束之前德纳第就破产了，大概是被比他更贪婪的竞争者给挤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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