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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公众究竟在哪儿出错了？他们没弄清楚一个道理，那就是，索取越多，回报越少。给老板下类似“工资不翻倍我就不干了”的最后通牒，通常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在商场上也是如此：涨价和以次充好通常会降低利润，而不是相反。穆勒对此有更深的见解，即做一锤子买卖的策略作为常规办法是行不通的。[49]因为如果没有回头客，是很难赚到钱的。明智的贪婪与“欺诈、不公、背信弃义及粗暴野蛮”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们将损毁经营者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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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圈外人若是听到克鲁格曼或斯蒂格利茨与其他经济学家的辩论，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市场的好处是有争议的。[50]要真正理解他们的讨论，你必须注意经济学家们在哪些问题上是不存在争议的。他们从不对价格是否提供激励机制，或者如果巨大的商业共谋主宰世界这类问题进行争论。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市场机制的核心优势，他们只对利润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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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排外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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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美国百姓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尽管接受年复一年的教育和宣传，他们仍然固守对全球经济的迟疑态度。那些精英气十足的舆论评论者，则带着他们惯常的高人一等的姿态，将老百姓的这种普遍心态贬斥为僵化保守及本土主义，一种因为不能从更大维度看待经济学的不必要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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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谁来告诉人民？》[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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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位精明的商人，一直认为美国经济的所有问题都能通过两个方案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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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日本实行海上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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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墨西哥边境建一堵柏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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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过是其对自身立场的一种温和表述，但却更加令人费解，因为他经常从双边贸易中受益，他在网络上的生意做得也不错。但是如同绝大多数非经济学家那样，他存在着排外偏见，一种低估与外国人交往的经济效益的偏见 。[52]外行人在讨论这样一个经济学问题的时候，常常在不经意间大吃一惊：“外国人？跟他们做生意真的能互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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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很普遍地被比作竞赛或战争，这种排外偏见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外国人可能被称作做手脚的人（sneakier）、狡诈的人（craftier）或者贪心鬼（greedier）。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人们认为他们具备特殊的本领来剥削我们。如同纽科姆所解释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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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被认作是一条无须证明的公理，因为没有人会顽固到去否认这一点，即外国人不会真正支持任何对我们有利的贸易。他们想要与我们贸易的事实，正是我们有保留地接受他们的善意，通过法律限制阻挠他们意愿的最好理由。[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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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之后，艾伦·布林德曾对纽科姆的哀叹作出回应。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把外国人当做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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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就业机会不足，自我保护的本能就变得十分强烈，谴责国外竞争者的意图就会变得势不可挡。这种堡垒意识不仅在美国如此顽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把通过贸易保护来保护就业机会的做法称作缺乏远见和弄巧成拙，但这也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立法者所要赢取的是选民的选票，而不是一个明智的声望（intellectual kudos）。[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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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恐怕很难再找到遭遇如此顽固抵制的其他流行观念了。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这样劝说他的同胞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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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个家庭的日常运转而言是明智的事，放大到国家范围时，也很少会变成蠢事。如果某个国家能够向我们提供比自己生产更便宜的商品，那么我们最好利用我们的具备某些生产优势的产品去换购它们的部分产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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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观点至少在他的同行那里占了上风。一个世纪之后，纽科姆在《经济学季刊》中有把握地观察到：“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与那些在斯密之前的时代中控制国家贸易政策的人之间最显著的观念冲突，是在对外贸易方面。”[56]在大萧条时期，曾经出现过观念上的倒退，[57]但经济学家支持外贸的观点最终坚持到了今天。即便像保罗·克鲁格曼这样专门研究自由贸易最优理论的反例的理论家，也经常谦称自己的发现并没有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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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理论前沿，不应该成为如今的大学生优先学习的东西。在20世纪的最近10年里，教给学生的最核心的东西，仍然是休谟和李嘉图的洞见。也就是说，我们要告诉他们，贸易赤字是可以自我纠正的，贸易的好处不取决于一个国家要具备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绝对优势。[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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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之所以对排外观念尤为不满，是因为它并非恰好是错误的，更因为它与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是相悖的。教科书告诉我们，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贸易能够提高总产出。在个体层面，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试想一下，当你在超市用你几个小时的工资买到够你吃几个星期的食物时，你自己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种出自己的食物？将个体行为与社会行为进行类比，有时候会产生误导，但在交易的好处问题上，不存在这个问题。正如史蒂文·兰兹伯格（Steven Landsburg）所解释的那样，国际贸易是一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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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有两种生产汽车的技术。一种是在底特律直接生产，一种是在衣阿华种植麦子。第一种生产方式是众所周知的，我来说说这第二种。首先你在那里播撒种子，这些种子是生产汽车所必需的原材料。你花上几个月的时间等麦子成熟。然后你收割了麦子，将它们装上船运往大洋彼岸。几个月后，满载着丰田汽车的船再回到美国。[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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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那让人不可思议的技术。经济学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比较优势理论表明，即使一个国家在任何方面都不具备生产优势 ，国际贸易仍可能实现互利。[60]假定一个美国人能生产10辆汽车或5蒲式耳麦子，而一个墨西哥人只能生产1辆汽车或2蒲式耳麦子。尽管美国人在这两项生产上都更有优势，但专业化与贸易仍能增加总产值。如果一个美国人从种麦子转向造汽车，而三个墨西哥人则从造汽车转向种麦子，世界总产出将增加2辆汽车和1蒲式耳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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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对巨大的贸易好处视而不见呢？亚当·斯密以及很多18世纪与19世纪的经济学家将这种错误的根源归结为是对金钱和财富的错误认识：“一个富有的国家，如同一个富人一样，被认为是一个货币充裕的国家，因此囤积金银就被认为是任何国家致富的最好途径。”[61]人们由此认为，贸易是零和的，因为让一个国家的贸易实现顺差的唯一途径是使另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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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在斯密那个时代，这种观点也未免显得过于自作聪明。18世纪重商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对外国人的毫无根据的不信任。否则，为什么人们只关注金钱从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地区”、“城市”、“乡村”或者“家庭”流出呢？任何始终将货币等同于财富的人，都会担心贵金属的外流。实际上，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人类只是在面对其他国家时才不时地在贸易平衡问题上大做文章。没有人会因为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之间，或者我和巨塔音像店（Tower Records）之间的贸易平衡问题而失眠。这种谬见不是把所有的交易都当做一种成本，而是唯独把对外交易当做一件有成本的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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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情况使排外偏见更加容易辨识了。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在现代，移民远比斯密的时代更成问题。经济学家能够很快看到移民所带来的好处。劳动交易与商品交易几无二致。专业化与交易——例如，通过雇用墨西哥保姆让有技能的美国妈妈回到工作岗位——可以提高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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