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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当下，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曾将反对大气污染许可证交易看作是反市场偏见。[39]如果我们能够让人们停止污染环境，为什么要让他们“花钱去污染”（pay to pollute）？教科书告诉我们，许可证交易可以让你以同样的成本减轻更多的污染。那些能够以较低成本减排的公司会这么做，即把它们富余的污染额度出售给那些不能轻易减排的污染者，结果是：同样的钱获得更多的减排。因此，污染的交易价格不是简单的转移，它创造了一种激励机制，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改善环境质量。但是，非经济学家们，包括那些经验相对丰富的政策圈内人士，并不同意这个观点。布林德提到了一项针对63名环保主义者、国会职员以及产业游说者的让人匪夷所思的调研。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对许可证交易作出经济学的基本解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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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市场偏见的第二种突出表现，是价格垄断理论 （monopoly theories of price）。经济学家公开承认垄断的存在。但公众习惯性地将“垄断”当做稀缺的代名词。[41]价格通常 由供给关系决定的理念很难被接受。即便在存在众多公司的行业，非经济学家们也把价格看作是首席执行官们有意共谋的函数。当然，经济学家们能够理解，共谋是一种囚徒困境。[42]如果一个行业有很多公司，那么行业范围内的共谋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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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公众非常普遍地把中间商看成是无商不奸的“垄断者”。看看这些寄生虫们：他们把商品买回来，“加完价”，又把东西“原封不动”地卖给我们。巴斯夏对于当下的社会主义者对中间商的“贬抑之词”进行了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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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非常乐于消除资本家、银行家、投机者、企业家及商人，指责他们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插上一杠，以便从双方那里牟利，而不给他们任何好处。……因此，在诸如人剥削人、趁火打劫、垄断等夸大其词的言论支持下，他们致力于丑化商业之名，掩盖了它的好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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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所谓的好处在哪里？经济学家对此有标准的回答。流通、仓储、派送是有价值的服务，当你在偏远之所需要一瓶冷饮的时候，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如同绝大多数有偿服务一样，它们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因此，最合乎情理的问题是，不是中间商要提供无偿服务，而是他们要面对日复一日的竞争检验。当看到这类市场上数目众多的公司时，经济学家发现对此冠以“垄断”之名实在很荒谬。[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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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时，我们不该忘记与此一样流行，也同样荒谬的共谋理论（conspiracy theory）：资本家联合起来将工资降至生存线水平。很多人仍然在用这样的镜头来看待第三世界的经济状况，就好比在讲一个第一世界的原版故事的简化版一样。但是，在第一世界，那里有上百万的雇主。只要想想这个故事背后的逻辑，就会发现这有多么可笑。比这更高明的辩护者声称，亚当·斯密本人就对雇主共谋十分担忧，[45]从而十分轻松地忽略了斯密时代的一个事实，即当时高昂的交通和通讯成本使工人们可供选择的雇主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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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的情况又如何呢？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通常要低得多。但是如果那里真有大量的雇主共谋压低工资的话，那么第三世界将是一个特别能赚钱的投资场所。问题是，将你的终生积蓄投向落后国家，是一条没有痛苦的快速致富之道吗？如果不是，你至少应该虚心接受经济学家在第三世界贫困问题上所提出的悲哀但却真实的解释：那里的工人之所以收入低，是由于他们的生产力低。[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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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共谋的因素，公众心中暗含的价格决定模型是，（定价）究竟是利于大众还是利于自身，均在商人的操控之下。如果一个公司经理早上醒来即产生了贪欲，他便会提高价格，或把劣质商品摆上货架。好的经销商会以一个公道的价格来出售好的产品，贪婪的奸商则能从垃圾产品中谋取暴利而不受惩罚。那些市场怀疑论者就差说“好人难有好报”了。正如同约翰·穆勒（John Mueller）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公众把贪婪和几乎一切坏事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被普遍斥责为欺诈、不公、背信弃义及粗暴野蛮，且被普遍认为这是其鼓励贪欲的必然结果”[47]。或者像可恶的旅店老板德纳第（Thenardier）在《悲惨世界》里所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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虱子要收钱，老鼠再加点，带镜子的房间再加两个点！这里一小角，那里一小片，关窗睡觉再加三个点！价格固定没关系，他知道很多小猫腻。价格怎么涨上来，零敲碎打是窍门儿，上帝啊！挣钱的法子真神奇！[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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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在在第一幕结束之前德纳第就破产了，大概是被比他更贪婪的竞争者给挤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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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公众究竟在哪儿出错了？他们没弄清楚一个道理，那就是，索取越多，回报越少。给老板下类似“工资不翻倍我就不干了”的最后通牒，通常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在商场上也是如此：涨价和以次充好通常会降低利润，而不是相反。穆勒对此有更深的见解，即做一锤子买卖的策略作为常规办法是行不通的。[49]因为如果没有回头客，是很难赚到钱的。明智的贪婪与“欺诈、不公、背信弃义及粗暴野蛮”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们将损毁经营者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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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圈外人若是听到克鲁格曼或斯蒂格利茨与其他经济学家的辩论，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市场的好处是有争议的。[50]要真正理解他们的讨论，你必须注意经济学家们在哪些问题上是不存在争议的。他们从不对价格是否提供激励机制，或者如果巨大的商业共谋主宰世界这类问题进行争论。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市场机制的核心优势，他们只对利润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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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排外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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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美国百姓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尽管接受年复一年的教育和宣传，他们仍然固守对全球经济的迟疑态度。那些精英气十足的舆论评论者，则带着他们惯常的高人一等的姿态，将老百姓的这种普遍心态贬斥为僵化保守及本土主义，一种因为不能从更大维度看待经济学的不必要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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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谁来告诉人民？》[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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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位精明的商人，一直认为美国经济的所有问题都能通过两个方案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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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日本实行海上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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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墨西哥边境建一堵柏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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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过是其对自身立场的一种温和表述，但却更加令人费解，因为他经常从双边贸易中受益，他在网络上的生意做得也不错。但是如同绝大多数非经济学家那样，他存在着排外偏见，一种低估与外国人交往的经济效益的偏见 。[52]外行人在讨论这样一个经济学问题的时候，常常在不经意间大吃一惊：“外国人？跟他们做生意真的能互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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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很普遍地被比作竞赛或战争，这种排外偏见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外国人可能被称作做手脚的人（sneakier）、狡诈的人（craftier）或者贪心鬼（greedier）。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人们认为他们具备特殊的本领来剥削我们。如同纽科姆所解释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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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被认作是一条无须证明的公理，因为没有人会顽固到去否认这一点，即外国人不会真正支持任何对我们有利的贸易。他们想要与我们贸易的事实，正是我们有保留地接受他们的善意，通过法律限制阻挠他们意愿的最好理由。[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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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之后，艾伦·布林德曾对纽科姆的哀叹作出回应。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把外国人当做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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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就业机会不足，自我保护的本能就变得十分强烈，谴责国外竞争者的意图就会变得势不可挡。这种堡垒意识不仅在美国如此顽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把通过贸易保护来保护就业机会的做法称作缺乏远见和弄巧成拙，但这也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立法者所要赢取的是选民的选票，而不是一个明智的声望（intellectual kudos）。[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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