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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恐怕很难再找到遭遇如此顽固抵制的其他流行观念了。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这样劝说他的同胞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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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个家庭的日常运转而言是明智的事，放大到国家范围时，也很少会变成蠢事。如果某个国家能够向我们提供比自己生产更便宜的商品，那么我们最好利用我们的具备某些生产优势的产品去换购它们的部分产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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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观点至少在他的同行那里占了上风。一个世纪之后，纽科姆在《经济学季刊》中有把握地观察到：“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与那些在斯密之前的时代中控制国家贸易政策的人之间最显著的观念冲突，是在对外贸易方面。”[56]在大萧条时期，曾经出现过观念上的倒退，[57]但经济学家支持外贸的观点最终坚持到了今天。即便像保罗·克鲁格曼这样专门研究自由贸易最优理论的反例的理论家，也经常谦称自己的发现并没有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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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理论前沿，不应该成为如今的大学生优先学习的东西。在20世纪的最近10年里，教给学生的最核心的东西，仍然是休谟和李嘉图的洞见。也就是说，我们要告诉他们，贸易赤字是可以自我纠正的，贸易的好处不取决于一个国家要具备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绝对优势。[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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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之所以对排外观念尤为不满，是因为它并非恰好是错误的，更因为它与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是相悖的。教科书告诉我们，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贸易能够提高总产出。在个体层面，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试想一下，当你在超市用你几个小时的工资买到够你吃几个星期的食物时，你自己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种出自己的食物？将个体行为与社会行为进行类比，有时候会产生误导，但在交易的好处问题上，不存在这个问题。正如史蒂文·兰兹伯格（Steven Landsburg）所解释的那样，国际贸易是一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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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有两种生产汽车的技术。一种是在底特律直接生产，一种是在衣阿华种植麦子。第一种生产方式是众所周知的，我来说说这第二种。首先你在那里播撒种子，这些种子是生产汽车所必需的原材料。你花上几个月的时间等麦子成熟。然后你收割了麦子，将它们装上船运往大洋彼岸。几个月后，满载着丰田汽车的船再回到美国。[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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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那让人不可思议的技术。经济学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比较优势理论表明，即使一个国家在任何方面都不具备生产优势 ，国际贸易仍可能实现互利。[60]假定一个美国人能生产10辆汽车或5蒲式耳麦子，而一个墨西哥人只能生产1辆汽车或2蒲式耳麦子。尽管美国人在这两项生产上都更有优势，但专业化与贸易仍能增加总产值。如果一个美国人从种麦子转向造汽车，而三个墨西哥人则从造汽车转向种麦子，世界总产出将增加2辆汽车和1蒲式耳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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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对巨大的贸易好处视而不见呢？亚当·斯密以及很多18世纪与19世纪的经济学家将这种错误的根源归结为是对金钱和财富的错误认识：“一个富有的国家，如同一个富人一样，被认为是一个货币充裕的国家，因此囤积金银就被认为是任何国家致富的最好途径。”[61]人们由此认为，贸易是零和的，因为让一个国家的贸易实现顺差的唯一途径是使另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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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在斯密那个时代，这种观点也未免显得过于自作聪明。18世纪重商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对外国人的毫无根据的不信任。否则，为什么人们只关注金钱从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地区”、“城市”、“乡村”或者“家庭”流出呢？任何始终将货币等同于财富的人，都会担心贵金属的外流。实际上，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人类只是在面对其他国家时才不时地在贸易平衡问题上大做文章。没有人会因为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之间，或者我和巨塔音像店（Tower Records）之间的贸易平衡问题而失眠。这种谬见不是把所有的交易都当做一种成本，而是唯独把对外交易当做一件有成本的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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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情况使排外偏见更加容易辨识了。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在现代，移民远比斯密的时代更成问题。经济学家能够很快看到移民所带来的好处。劳动交易与商品交易几无二致。专业化与交易——例如，通过雇用墨西哥保姆让有技能的美国妈妈回到工作岗位——可以提高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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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收支平衡而言，移民也不会带来任何问题。如果一个人从墨西哥城移民到纽约，并且将其所得都消费在了他新的家乡，那么贸易平衡并没有改变。但是，公众仍然把移民看做不言而喻的威胁：失业、收入减少、挤占公共服务等。很多人把增加贸易赤字看做是为了减少移民而需要付出的合理代价。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观点中突出的一条就是，如果我们从墨西哥进口更多产品，我们就可以减少更多墨西哥移民。[63]显然，普通百姓把移民看做一种不同于贸易逆差，甚至比后者更可怕的截然不同的危险。当他们意识到这些外国人不仅仅把商品卖给我们，而且就生活在我们中间 时，人们的不安全感就更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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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把“外来性”（foreignness）想成非此即彼，是具有误导性的。在普通美国人的观念里，加拿大人比英国人更亲近，而后者比日本人更亲近。1983—1987年期间，在社会普查中，28%的美国人承认他们不喜欢日本，而只有8%的人不喜欢英国，不足3%的人不喜欢加拿大。[64]因此，也就不奇怪，排外偏见的程度是依据国家不同而不同的。诸如贸易额、贸易赤字等客观指标通常比不上自然的、语言的以及文化的相似性。与墨西哥和日本相比，与加拿大或英国贸易所产生的威胁感要小得多。从1985年到2004年，美国从加拿大的进口，或者说与加拿大的贸易赤字，每年都超过墨西哥。[65]在20世纪80年代的反日风潮中，英国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超过日本50%以上。[66]与我们更相近并且能够说英语的外国人，几乎不被当做外国人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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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经济的冷静反思，只能让我们欣慰有加，而无须任何担忧。在这一点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经济学家都观点一致。但是这背后潜藏着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的确，国际经济本身没什么可担心的。但是，不同于过去的经济学家以及现在的教师们，现代研究者却很少提及，人们对国际经济的态度是另一回事。保罗·克鲁格曼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此众多的政策精英想象中的国家间冲突的蔓延不过是一个幻觉罢了，但这是一种能够摧毁贸易互惠这个现实的幻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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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就业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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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我们应当期盼的是，每公顷地里不产麦子，每颗麦粒里没什么营养。换句话说，希望我们的土地颗粒无收。……有人甚至可以说，工作机会也将和这种徒劳无获成正比……我们还应当期望人类智识的衰亡和绝迹，因为只要它还一息尚存，就会永不停息地致力于增加投入产出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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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理克·巴斯夏：《经济学谬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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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时，我还是个大学生，我仍然记得当时和一名保守派学生关于削减军费开支的谈话。她对整个计划感到紧张。为什么？因为她想不出市场经济如何能够吸纳那些复员的军人。她甚至没能区分削减军费造成的短期和长期后果间的区别，在她看来，10万政府雇员的临时下岗无异于10万人的永久失业。如果你意识到她的反对态度同样针对政府项目的开支，如同一个保守分子所反对的那样，她的立场是尤为让人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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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连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在意识形态上反对浪费政府开支的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持这种观点，那么还有更多人也支持这类观点就不足为奇了。公众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劳动要比闲着好。节约劳动，用更少的工时生产更多的产品，被普遍看做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危险。我把它叫做就业偏见 （make-work bias），即低估节约劳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一种倾向 。[69]在非经济学家看来是损害就业的地方，经济学家看到的则是经济增长的本质，即以更少的投入带来更大的产出。艾伦·布林德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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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直接问：“高生产力是否比低生产力更好？”几乎没有人会给出否定的回答。但是政策变化通常是以“创造就业”的方式来推销自己的。……有各种创造就业的方式。增加社会总体福利的方法是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从而创造更多有价值的工作岗位。但是，我们也能通过让每个工人减少产出的方法来创造就业。那样，同一单产品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后一种创造就业的形式的确能增加就业，但这只能导致贫困，而不是财富。[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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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而言，只要有份工作就能实现致富。但对社会来说，要实现繁荣，必须依靠个人真正在做工作，即他们创造能够满足需求的产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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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之间就就业偏见问题的争论已达几个世纪之久。巴斯夏曾把将繁荣等同于就业的观点蔑称为“西西弗斯主义”（Sisyphism）。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被罚将一块巨石推上山，因为石头很快又从山上滚下来，导致其永无休止地工作。在公众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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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本身即构成财富，也是衡量财富的标准。因此，要进步就要提高努力相对于回报的比值（the ratio of effort to result）。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西西弗斯的工作，既徒劳无功又永无休止。[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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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对经济学家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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