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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收支平衡而言，移民也不会带来任何问题。如果一个人从墨西哥城移民到纽约，并且将其所得都消费在了他新的家乡，那么贸易平衡并没有改变。但是，公众仍然把移民看做不言而喻的威胁：失业、收入减少、挤占公共服务等。很多人把增加贸易赤字看做是为了减少移民而需要付出的合理代价。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观点中突出的一条就是，如果我们从墨西哥进口更多产品，我们就可以减少更多墨西哥移民。[63]显然，普通百姓把移民看做一种不同于贸易逆差，甚至比后者更可怕的截然不同的危险。当他们意识到这些外国人不仅仅把商品卖给我们，而且就生活在我们中间 时，人们的不安全感就更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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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把“外来性”（foreignness）想成非此即彼，是具有误导性的。在普通美国人的观念里，加拿大人比英国人更亲近，而后者比日本人更亲近。1983—1987年期间，在社会普查中，28%的美国人承认他们不喜欢日本，而只有8%的人不喜欢英国，不足3%的人不喜欢加拿大。[64]因此，也就不奇怪，排外偏见的程度是依据国家不同而不同的。诸如贸易额、贸易赤字等客观指标通常比不上自然的、语言的以及文化的相似性。与墨西哥和日本相比，与加拿大或英国贸易所产生的威胁感要小得多。从1985年到2004年，美国从加拿大的进口，或者说与加拿大的贸易赤字，每年都超过墨西哥。[65]在20世纪80年代的反日风潮中，英国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超过日本50%以上。[66]与我们更相近并且能够说英语的外国人，几乎不被当做外国人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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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经济的冷静反思，只能让我们欣慰有加，而无须任何担忧。在这一点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经济学家都观点一致。但是这背后潜藏着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的确，国际经济本身没什么可担心的。但是，不同于过去的经济学家以及现在的教师们，现代研究者却很少提及，人们对国际经济的态度是另一回事。保罗·克鲁格曼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此众多的政策精英想象中的国家间冲突的蔓延不过是一个幻觉罢了，但这是一种能够摧毁贸易互惠这个现实的幻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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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就业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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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我们应当期盼的是，每公顷地里不产麦子，每颗麦粒里没什么营养。换句话说，希望我们的土地颗粒无收。……有人甚至可以说，工作机会也将和这种徒劳无获成正比……我们还应当期望人类智识的衰亡和绝迹，因为只要它还一息尚存，就会永不停息地致力于增加投入产出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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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理克·巴斯夏：《经济学谬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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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时，我还是个大学生，我仍然记得当时和一名保守派学生关于削减军费开支的谈话。她对整个计划感到紧张。为什么？因为她想不出市场经济如何能够吸纳那些复员的军人。她甚至没能区分削减军费造成的短期和长期后果间的区别，在她看来，10万政府雇员的临时下岗无异于10万人的永久失业。如果你意识到她的反对态度同样针对政府项目的开支，如同一个保守分子所反对的那样，她的立场是尤为让人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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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连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在意识形态上反对浪费政府开支的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持这种观点，那么还有更多人也支持这类观点就不足为奇了。公众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劳动要比闲着好。节约劳动，用更少的工时生产更多的产品，被普遍看做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危险。我把它叫做就业偏见 （make-work bias），即低估节约劳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一种倾向 。[69]在非经济学家看来是损害就业的地方，经济学家看到的则是经济增长的本质，即以更少的投入带来更大的产出。艾伦·布林德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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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直接问：“高生产力是否比低生产力更好？”几乎没有人会给出否定的回答。但是政策变化通常是以“创造就业”的方式来推销自己的。……有各种创造就业的方式。增加社会总体福利的方法是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从而创造更多有价值的工作岗位。但是，我们也能通过让每个工人减少产出的方法来创造就业。那样，同一单产品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后一种创造就业的形式的确能增加就业，但这只能导致贫困，而不是财富。[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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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而言，只要有份工作就能实现致富。但对社会来说，要实现繁荣，必须依靠个人真正在做工作，即他们创造能够满足需求的产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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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之间就就业偏见问题的争论已达几个世纪之久。巴斯夏曾把将繁荣等同于就业的观点蔑称为“西西弗斯主义”（Sisyphism）。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被罚将一块巨石推上山，因为石头很快又从山上滚下来，导致其永无休止地工作。在公众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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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本身即构成财富，也是衡量财富的标准。因此，要进步就要提高努力相对于回报的比值（the ratio of effort to result）。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西西弗斯的工作，既徒劳无功又永无休止。[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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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对经济学家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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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增加是与回报相对于努力的比值（ratio of result to effort）成正比的。绝对完美——其典型代表是上帝——构成了这两者间的最大距离，也就是说，在上帝那里，无须任何努力，就可以产生无穷的回报。[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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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3年的《经济学季刊》中，西蒙·纽科姆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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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和大众之间的分歧决不仅限于对外贸易。在涉及劳动就业的几乎每一个问题上我们都能看到两者间的直接冲突。……一个产业的效用及其重要性取决于它所提供的就业机会，这一观念深深地植根于人类天性之中，以至于经济学家至今也不敢声称，他们在根除这一观念上已经迈出了第一步。[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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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最后一句话尤为发人深省。19世纪的经济学家相信他们已经辨清了根深蒂固的经济学困惑，而非流行一时的思潮，他们是正确的。在纽科姆之后近一百年，艾伦·布林德发出过类似的哀叹。但布林德对就业偏见的批判，没有像纽科姆那样出现在《经济学季刊》那样的一流学术期刊上。他不得不跳出象牙塔，以畅销书的方式寻找他的读者。评论界几乎一定会对布林德提出质疑，不是因为现代经济学家都赞同就业偏见，而是因为担心若声称大家都持有这样的愚见会使声名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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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众的确持这样愚蠢的观点。就业偏见的最原始的形式，是对机器的卢德式的恐惧（Luddite fear）。常识告诉我们，机器能使人类生活更加轻松。但人们同时注意到，机器也能把他们甩出劳动力队伍，使他们的生活更艰难，从而使他们对上述“幼稚”的观点作出修正。谁知道呢？或许机器所造成的后一种结果的影响盖过了前一种结果吧。大萧条时期，像霍华德·斯科特（Howard Scott）的“技术治国”（technocracy）运动一类的思潮，曾经指责国家陷入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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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科特所预见的将来，生产力的不可阻挡的增长势头，所带来的远不止是就业或投资的机会，而是必然意味着永久的不断增长的失业，以及永久的不断增长的债务，直到资本主义最终被这两座大山所压垮。[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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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喜欢对观点或论断进行修正是众人皆知的，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认为技术发展的立场需要修正。技术通常创造新的就业。没有计算机，就不会有计算机编程或软件开发之类的工作。但是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最根本的辩护是，雇用比实际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是对有价值劳动的浪费。与其花钱让工人没事儿掰手指头，不如花钱让他去做点儿对社会有价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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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还认为，市场力量能够将这种潜在的社会效益转化为现实。技术将人们抛出劳动队伍后，他们有动力去为自己的才干找到新的用武之地。考克斯和阿尔姆（Cox and Alm）把这个过程恰如其分地描述为“乳化过程”（churn）：“通过无情的动荡，经济能够实现自我重塑，将劳动资源整合到需要他们的部门，用新的工作替代旧的。”[75]他们列举了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例子，那就是农业劳动人口的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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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0年的美国，大概需要近95个人才能养活100个人。到1900年，只需40个人就可以养活100个人，到了今天，3个人就可以养活100个人。……从农场退出的工人们进入到诸如住宅翻新、家具、服装、计算机、医药、家用电器、医疗辅助、影视、金融顾问、电视游戏、餐饮以及足以让你眼花缭乱的其他一系列产品生产和服务行业。……取代农田长期劳作的是产品和服务的极大丰富，它们源自允许“乳化过程”发挥作用，而不论其可能在何时及何地发挥作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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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听起来很残酷。这也是它们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人们更愿意觉得自己更富有同情心，而不愿符合逻辑地思考问题。很多经济学家支持政府补贴以缓和失业对工人的冲击，并且为保持经济的活力而继续获得公众的支持。艾伦·布林德建议扩大失业保险、实行再培训以及再就业补贴等措施。[77]其他经济学家对此则不赞成。但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阻止变迁将付出严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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