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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交换妨碍了我们对如此简单的一个事实的看法。在劳动分工成为必要的社会里，一件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不是由同一人来实现的。每个人不再把自己的劳动作为一种手段，而是成为一种目的。[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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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收到一台洗衣机作为礼物，那么你获得了收益。你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收入保持不变。假如你被裁员了，那么好处就给了别人。你虽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但你的收入暂时减少了。但是，这两种情况，都为社会节约了有价值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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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悲观主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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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两代人，这个世界就将人满为患，矿藏将被耗尽。到那个时候，经济衰退，或者说，经济文明的衰落，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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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一八九八》[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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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遇到反毒品宣传是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时叫做“毒品教育”（drug education），但听起来特别吓人。我被告知，我周围就有孩子在吸毒，很快就会有人来向我推销这玩意儿。老师们发出警告说，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染上毒瘾，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就会被这样的孩子所包围。官方统计部门偶尔会对我们这代人成年后的情形进行预期，担心有着如此堕落的一代劳动人口的国家将如何运转。但是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正在走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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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所谓的中学灾难并没有转化为现实。至今我也没遇到有谁向我兜售毒品。等到我成年后，显而易见，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沉溺于迷幻药。被遗忘的一代尽管的确有人在非法吸毒，但伴随着他们加入劳动大军的是互联网时代的奇迹，而不是生产力和创新的停滞和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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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我的老师们对于美国经济前景的预期是可笑的。但它们与一种更大的思维模式一脉相承。总体而言，公众倾向于认为经济状况不像事实上那么好。在他们眼中，世界在每况愈下，经济面临各种严峻考验，几乎看不到希望。我把公众的这种思维倾向叫做悲观主义偏见 ，即一种高估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低估过去、目前及将来的经济表现的倾向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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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曾经非常著名地用“全国上下一片衰亡景象”[84]来讥讽公众的消极态度。他的这一观点经常被其他经济学家所重复，即公众是缺乏远见的。尽管会出现反复的低迷和衰退，庞大的经济体仍然能够并且通常的确是向前推进的。当经济学家们在讨论预期的经济增长值能达到多少时，公众谈论的却是经济究竟会出现停滞还是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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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位天生悲观的医生为一位病人检查身体。受其悲观性格的影响，他可能会犯两种错误。其一，他会夸大病人症状的严重性。在发现病人体温达100华氏度后，他可能会宣称病人有“严重发热”症状。其二，他可能会在总体判断上犯错，宣布这个病人最多只能活两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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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悲观论者也是同一个思路。他可能对某些症状持消极看法，过分夸大了从财政赤字到反歧视运动等很多问题的严重性。他也可能对总体的经济走势不看好，认为无论是生活水平，还是工资、社会不平等现象等等都在走下坡路。公众舆论在这两方面都具有悲观主义的倾向。经济学家不断地向公众建言，无须为媒体上有关经济威胁的新闻而睡不着觉。[85]但他们已经习惯于解释人类在过去几百年中所取得的进步，以及那些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巨大成就。[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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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言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久远的过去的状况理想化，以突出目前状况的不尽如人意。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在其《文明衰落论》（The Idea of Decline in Western History）一书中指出：“实际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每一代文明，都相信自己达不到他们的父母及祖辈的水平。”并在随后问道：“为何这种衰退意识在所有文化中如此普遍？”[87]在《古代中的原始行为与相关观念》（Primitivism and Related Ideas in Antiquity）一书中，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和乔治·博厄斯（George Boas）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即悲观主义的幻念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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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认为人类已经变得过于文明，生活变得过于复杂和精细的想法，可能从山顶洞人变得比较文明的时期就已经萌发了，这种推断并非不可能。如果山顶洞人真要像他们的后代那样，那么我们难以想象他们之中没有人鄙视那种吃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居有定所的生活，而不向往更加开阔天地里的自由生活。[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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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的口头传统中，悲观主义偏见没有反市场偏见、排外偏见以及就业偏见那么突出。过去很多著名经济学家经常把它忽略了，经济学教师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挖掘它。不过，虽然它在口头传统中的声音不够响亮，倒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虽然没能活着看到工业革命，但亚当·斯密还是断言，事物会按照正常的步骤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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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为改善自身状况所作的持续而不间断的努力……通常具有足够的力量让事物按照自然规律取得进展，尽管这种进步会遭遇政府的浪费以及巨大的管理失误。就如同动物生命的未知源泉一样，尽管会面对疾病以及庸医的荒谬处方，它们仍然会不断地修复自己的健康和元气。[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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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进展是如此缓慢，以致一些局部的腐化就足以让它从公众视线中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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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要想作出一个准确的判断，我们必须对相距甚远的两个时期的国家状况进行比较。通常来说，进展是如此缓慢以致在短期之内，人们不仅不容易感觉到进步，而且会由于局部行业或者局部地区的衰退——这在国家总体状况非常乐观的情况下也会偶尔发生——常常产生整个国民经济都将陷入衰退的疑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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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大卫·休谟，亚当·斯密最好的朋友，也将悲观主义归责于我们的心理状态，而非进展的缓慢与不平坦性：“批判当下、赞赏过去的心态，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天性，即便对那些具有最深刻的判断力以及最渊博学识的人也会产生影响。”[91]休谟还将这种悲观主义偏见用于解释人类的迷信行为：“在并不存在实际恐怖的情况下，人们的精神会受内心偏见的驱使，且不断强化这种倾向，从而编造出一些臆想出来的鬼神，并赋予它们无限的力量与邪恶。”[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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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悲观主义偏见问题上，前人为我们开创了良好的先河，但19世纪的经济学家们在这一领域里几乎毫无建树。巴斯夏和纽科姆并没有留给我们任何这方面的言论。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预言，工人阶级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他们遭到了来自经济学家的智识反击。不过，社会主义者作这样的预言，其根源来自于对市场的敌意，与上述悲观主义倾向并无关联。反之，他们对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盲目乐观情绪，反倒经常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冷嘲热讽。[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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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对悲观情绪的反击倒更容易从社会学家那里找到知音。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把悲观主义抨击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弊病”[94]。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发现这种现象着实恼人，即“事情改善越多，对它挑刺的声音也越大”[95]。人们对诸如虐待妇女、文盲、贫困这样的严重问题泰然处之。一旦情况有所改善，大家反倒更加固执地认为，再没比这更糟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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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口素质的提升速度，不论是体能上还是智力上，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虽然死亡率的下降证明人类的一般生活已经大为改善了，但是仍然有一种不断膨胀的声音在叫喊，这个社会的罪孽如此深重，如果不来一次社会变革，它将不治身亡。面对显著的社会进步，人们依然群情激昂地宣称，情况如此糟糕，以至于整个社会必须被推倒重来。[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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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最积极的乐观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悲观主义倾向在现代日趋严重。赫尔曼认为，这种倾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顶峰。当时，“谈论西方文明的终结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人们争论的唯一话题不在于现代西方社会是否会衰亡，而是为何会衰亡”。悲观主义情绪仍然令人奇怪地高涨着：“尽管知识界对于西方文明即将衰落的预言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它在这个时期的影响却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大。”[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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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高涨的悲观情绪如何能够与持续提高的生活水平同时存在呢？[98]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悲观情绪已经逐渐减退，但有证据表明，客观条件与主观感受之间的差距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99]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Gregg Easterbrook）嘲讽发达世界的人们不知道感恩和珍惜自己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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