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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曾经不辞劳苦地工作和付出，一心希望他们的后代有一天能够过上自由、舒适、健康和有教养的生活。如果他们看到我们对这些他们梦寐以求得到的东西如此不屑一顾地加以否定的话，不知该有多诧异。[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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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大卫·休谟一样，经济学家考克斯和阿尔姆将我们的悲观主义倾向诉诸人类的深层心理：“当和‘美好的过去’相比时，当下几乎总是苍白的。”这种偏见以一种温和的形态持久地盘桓在人们对经济的不满当中：“念旧者永远记得多年前他们买到的最便宜的那款产品的价格，但常常忘了商品和服务本身有了巨大的改进。”[101]而该偏见的激进形态则让我们对一些臆想出来的幻象“来者不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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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难临头或世界末日的臆想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我们之中的悲观主义者一直在幻想世界即将进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不管是否果真如此，很多人在做最坏的打算。无论这种心态是来自圣经还是卜卦，马尔萨斯还是罗马俱乐部，也不论我们已经多少次从世界末日的次日清晨醒来，灾难的预言总是挥之不去。[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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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一个争论焦点就是经济增长放缓问题。这是保罗·克鲁格曼等相对悲观的经济学家所持的观点，他们声称“美国经济表现糟糕”[103]。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反击说，统计数字没能及时反映消费篮子在质量及品种方面的提高，以及劳动力构成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增长引发了更多的质疑。[104]无论哪一方有理，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字所允许的最糟糕的境况——经济增长的放缓——并不是什么致命的危机。面对普遍的经济悲观情绪，就连克鲁格曼也呼吁说：“就我对目前经济形势的观察来说，它是成功的。”[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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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的悲观主义者最常用的一个自卫的理由，是认为国内生产总值等常规统计数据忽略了用以衡量我们日常生活水平的一些重要元素。首当其冲者如环境质量，说得客气一点，这是悲观思维者最坚固的堡垒。[106]悲观主义者还常常说，如果我们不抓紧治理环境破坏问题，则很快就会转化为经济灾难。在20世纪60年代，超级悲观主义者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曾经预言，对环境的漠视将很快导致集体的饥荒。[107]如果随着人口的成倍增长，资源在迅速消失，那么人类将不仅仅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而且将陷入贫穷和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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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挑战。最有影响的是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他认为，关于资源消耗、人口过剩以及环境质量问题的流行的“悲观”言论不仅夸大事实，而且通常是与事实相反的。[108]过去的进步不能确保将来的进步，但它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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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漫长的历史，关于资源稀缺的预言总是不绝于耳，正如同眼下一样，灾难预言者们一直在宣称，过去不能预示将来，因为他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然而，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那些宁愿相信人类物质生活的基本方面——诸如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会逐渐改善而不是恶化的人，通常总是正确的。[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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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曾是那场争议的焦点，但是他的主要观点——自然资源会越来越廉价，人口密度增加对增长不是坏事，空气质量会改善——现在几乎已经成为环境经济学的主流。[110]自从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的会议论文《人口增长与技术变迁：公元前100万年到1990年》公开发表后，甚至连西蒙的关于人口增长提高生活水平的“极端”观点也获得了广泛认可。[111]这一结果表明：修正经济福利的衡量标准并不能提高悲观主义的人气。事实上，包含更多的衡量指标只会进一步证实乐观主义的立场，因为人们的生活在很多被忽略的维度上也在得到改善。[112]因此，像“难道你不担心环境质量的恶化将摧毁我们的物质繁荣吗”这样的问题，不免让人联想起“你还会打你的母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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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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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对系统性偏见有一种既爱又恨的心理。作为理论研究者，他们否认它的存在。而作为经验研究者，他们不断从其他学科领域引进这个概念。但是，当他们在授课时，发表公开言论时，或者怀疑这个世界哪里出错时，则开始动用自己“封存的宝藏”。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学家不仅承认系统性偏见的存在。他们甚至认为在自己的后院也发现了这样一群有毒种群——关于经济学 的系统性偏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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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市场偏见、排外偏见、就业偏见以及悲观主义偏见，就是那些最突出的种群。的确，它们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你在教授经济学的时候不可能不遇到它们。经济学的学生不是一块任由他们的老师书写的白板。他们进入课堂时，身上带着强烈的偏见。他们低估市场的好处，低估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好处，低估节约劳动力的好处，低估经济的表现，而高估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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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济学家对系统性偏见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实在让人忧虑。如果经济学历史上的先驱们已经视这些偏见的存在为当然，如果经济学教师们在课堂上一再地与这种偏见作斗争，那么当我们将这些偏见置于现代研究的显微镜下时，当如何对待它们呢？是止步于经验研究，还是仅仅将它们当作经济学家们这些年来反复说给自己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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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e Bon（19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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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ecker（1976b：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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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戴维·奥斯汀-史密斯（Austen-Smith 1991）曾让斯蒂芬·马吉等人的文章（Magee et al. 1989）“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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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oate and Morris（1995：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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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drik（199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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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例如，参见Kruger and Dunning（1999），Camerer（1995），Taylor（1989），Ho-garth and Reder（1987），Gigerenzer and Murray（1987），Kahneman，Slovic，and Tversky（1982），Tversky and Kahneman（1982a），Lichtenstein，Fischhoff，and Phillips（1982），以及Nisbett and Ros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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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高估新鲜刺激、记忆深刻事件的概率问题，参见Tversky and Kahneman（1982b），以及Slovic，Fischhoff，and Lichtenstein（1980）。有关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的问题，参见Kruger and Dunning（1999），以及Gilovich（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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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例如，参见Sunstein（2000），Rabin（1998），Babcock and Loewenstein（1997），以及Thal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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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Harrison and List（2004），以及List（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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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事实是，与我在实验室通过试验显示出的“心理预算”对行为的影响相比，反向抵押贷款（reverse mortgage）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那么普遍（Thaler 1992：10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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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例如，参见Smith（2003），Goldstein and Gigerenzer（2002），Gigerenzer（2001，2000），以及Cosmides and Tooby（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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