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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曾经非常著名地用“全国上下一片衰亡景象”[84]来讥讽公众的消极态度。他的这一观点经常被其他经济学家所重复，即公众是缺乏远见的。尽管会出现反复的低迷和衰退，庞大的经济体仍然能够并且通常的确是向前推进的。当经济学家们在讨论预期的经济增长值能达到多少时，公众谈论的却是经济究竟会出现停滞还是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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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位天生悲观的医生为一位病人检查身体。受其悲观性格的影响，他可能会犯两种错误。其一，他会夸大病人症状的严重性。在发现病人体温达100华氏度后，他可能会宣称病人有“严重发热”症状。其二，他可能会在总体判断上犯错，宣布这个病人最多只能活两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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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悲观论者也是同一个思路。他可能对某些症状持消极看法，过分夸大了从财政赤字到反歧视运动等很多问题的严重性。他也可能对总体的经济走势不看好，认为无论是生活水平，还是工资、社会不平等现象等等都在走下坡路。公众舆论在这两方面都具有悲观主义的倾向。经济学家不断地向公众建言，无须为媒体上有关经济威胁的新闻而睡不着觉。[85]但他们已经习惯于解释人类在过去几百年中所取得的进步，以及那些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巨大成就。[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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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言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久远的过去的状况理想化，以突出目前状况的不尽如人意。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在其《文明衰落论》（The Idea of Decline in Western History）一书中指出：“实际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每一代文明，都相信自己达不到他们的父母及祖辈的水平。”并在随后问道：“为何这种衰退意识在所有文化中如此普遍？”[87]在《古代中的原始行为与相关观念》（Primitivism and Related Ideas in Antiquity）一书中，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和乔治·博厄斯（George Boas）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即悲观主义的幻念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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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认为人类已经变得过于文明，生活变得过于复杂和精细的想法，可能从山顶洞人变得比较文明的时期就已经萌发了，这种推断并非不可能。如果山顶洞人真要像他们的后代那样，那么我们难以想象他们之中没有人鄙视那种吃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居有定所的生活，而不向往更加开阔天地里的自由生活。[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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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的口头传统中，悲观主义偏见没有反市场偏见、排外偏见以及就业偏见那么突出。过去很多著名经济学家经常把它忽略了，经济学教师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挖掘它。不过，虽然它在口头传统中的声音不够响亮，倒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虽然没能活着看到工业革命，但亚当·斯密还是断言，事物会按照正常的步骤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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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为改善自身状况所作的持续而不间断的努力……通常具有足够的力量让事物按照自然规律取得进展，尽管这种进步会遭遇政府的浪费以及巨大的管理失误。就如同动物生命的未知源泉一样，尽管会面对疾病以及庸医的荒谬处方，它们仍然会不断地修复自己的健康和元气。[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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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进展是如此缓慢，以致一些局部的腐化就足以让它从公众视线中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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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要想作出一个准确的判断，我们必须对相距甚远的两个时期的国家状况进行比较。通常来说，进展是如此缓慢以致在短期之内，人们不仅不容易感觉到进步，而且会由于局部行业或者局部地区的衰退——这在国家总体状况非常乐观的情况下也会偶尔发生——常常产生整个国民经济都将陷入衰退的疑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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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大卫·休谟，亚当·斯密最好的朋友，也将悲观主义归责于我们的心理状态，而非进展的缓慢与不平坦性：“批判当下、赞赏过去的心态，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天性，即便对那些具有最深刻的判断力以及最渊博学识的人也会产生影响。”[91]休谟还将这种悲观主义偏见用于解释人类的迷信行为：“在并不存在实际恐怖的情况下，人们的精神会受内心偏见的驱使，且不断强化这种倾向，从而编造出一些臆想出来的鬼神，并赋予它们无限的力量与邪恶。”[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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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悲观主义偏见问题上，前人为我们开创了良好的先河，但19世纪的经济学家们在这一领域里几乎毫无建树。巴斯夏和纽科姆并没有留给我们任何这方面的言论。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预言，工人阶级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他们遭到了来自经济学家的智识反击。不过，社会主义者作这样的预言，其根源来自于对市场的敌意，与上述悲观主义倾向并无关联。反之，他们对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盲目乐观情绪，反倒经常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冷嘲热讽。[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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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对悲观情绪的反击倒更容易从社会学家那里找到知音。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把悲观主义抨击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弊病”[94]。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发现这种现象着实恼人，即“事情改善越多，对它挑刺的声音也越大”[95]。人们对诸如虐待妇女、文盲、贫困这样的严重问题泰然处之。一旦情况有所改善，大家反倒更加固执地认为，再没比这更糟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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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口素质的提升速度，不论是体能上还是智力上，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虽然死亡率的下降证明人类的一般生活已经大为改善了，但是仍然有一种不断膨胀的声音在叫喊，这个社会的罪孽如此深重，如果不来一次社会变革，它将不治身亡。面对显著的社会进步，人们依然群情激昂地宣称，情况如此糟糕，以至于整个社会必须被推倒重来。[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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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最积极的乐观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悲观主义倾向在现代日趋严重。赫尔曼认为，这种倾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顶峰。当时，“谈论西方文明的终结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人们争论的唯一话题不在于现代西方社会是否会衰亡，而是为何会衰亡”。悲观主义情绪仍然令人奇怪地高涨着：“尽管知识界对于西方文明即将衰落的预言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它在这个时期的影响却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大。”[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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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高涨的悲观情绪如何能够与持续提高的生活水平同时存在呢？[98]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悲观情绪已经逐渐减退，但有证据表明，客观条件与主观感受之间的差距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99]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Gregg Easterbrook）嘲讽发达世界的人们不知道感恩和珍惜自己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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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曾经不辞劳苦地工作和付出，一心希望他们的后代有一天能够过上自由、舒适、健康和有教养的生活。如果他们看到我们对这些他们梦寐以求得到的东西如此不屑一顾地加以否定的话，不知该有多诧异。[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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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大卫·休谟一样，经济学家考克斯和阿尔姆将我们的悲观主义倾向诉诸人类的深层心理：“当和‘美好的过去’相比时，当下几乎总是苍白的。”这种偏见以一种温和的形态持久地盘桓在人们对经济的不满当中：“念旧者永远记得多年前他们买到的最便宜的那款产品的价格，但常常忘了商品和服务本身有了巨大的改进。”[101]而该偏见的激进形态则让我们对一些臆想出来的幻象“来者不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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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难临头或世界末日的臆想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我们之中的悲观主义者一直在幻想世界即将进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不管是否果真如此，很多人在做最坏的打算。无论这种心态是来自圣经还是卜卦，马尔萨斯还是罗马俱乐部，也不论我们已经多少次从世界末日的次日清晨醒来，灾难的预言总是挥之不去。[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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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一个争论焦点就是经济增长放缓问题。这是保罗·克鲁格曼等相对悲观的经济学家所持的观点，他们声称“美国经济表现糟糕”[103]。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反击说，统计数字没能及时反映消费篮子在质量及品种方面的提高，以及劳动力构成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增长引发了更多的质疑。[104]无论哪一方有理，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字所允许的最糟糕的境况——经济增长的放缓——并不是什么致命的危机。面对普遍的经济悲观情绪，就连克鲁格曼也呼吁说：“就我对目前经济形势的观察来说，它是成功的。”[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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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的悲观主义者最常用的一个自卫的理由，是认为国内生产总值等常规统计数据忽略了用以衡量我们日常生活水平的一些重要元素。首当其冲者如环境质量，说得客气一点，这是悲观思维者最坚固的堡垒。[106]悲观主义者还常常说，如果我们不抓紧治理环境破坏问题，则很快就会转化为经济灾难。在20世纪60年代，超级悲观主义者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曾经预言，对环境的漠视将很快导致集体的饥荒。[107]如果随着人口的成倍增长，资源在迅速消失，那么人类将不仅仅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而且将陷入贫穷和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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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挑战。最有影响的是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他认为，关于资源消耗、人口过剩以及环境质量问题的流行的“悲观”言论不仅夸大事实，而且通常是与事实相反的。[108]过去的进步不能确保将来的进步，但它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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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漫长的历史，关于资源稀缺的预言总是不绝于耳，正如同眼下一样，灾难预言者们一直在宣称，过去不能预示将来，因为他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然而，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那些宁愿相信人类物质生活的基本方面——诸如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会逐渐改善而不是恶化的人，通常总是正确的。[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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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曾是那场争议的焦点，但是他的主要观点——自然资源会越来越廉价，人口密度增加对增长不是坏事，空气质量会改善——现在几乎已经成为环境经济学的主流。[110]自从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的会议论文《人口增长与技术变迁：公元前100万年到1990年》公开发表后，甚至连西蒙的关于人口增长提高生活水平的“极端”观点也获得了广泛认可。[111]这一结果表明：修正经济福利的衡量标准并不能提高悲观主义的人气。事实上，包含更多的衡量指标只会进一步证实乐观主义的立场，因为人们的生活在很多被忽略的维度上也在得到改善。[112]因此，像“难道你不担心环境质量的恶化将摧毁我们的物质繁荣吗”这样的问题，不免让人联想起“你还会打你的母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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