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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6 问题36:如果你有年龄不足30岁的孩子,“当他们到你的岁数时,你预期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你目前的水平高还是低,或者与你的水平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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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低” 1=“基本持平” 2=“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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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一个答案模式,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该问题让受访者比较他们自己目前的状况与他们孩子的状况。你的处境越好,那么你的孩子要达到你的水平所需付出的努力就越大。很多SAEE受访者似乎明白了这里的微妙之处:随着收入的增加,他们的乐观取向却急剧下降。其结果是,经济学家的收入掩盖了他们的乐观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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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7 当被问及对经济现状的看法时(图3.37),经济学家给出了比其他公众更乐观的回答。不过,这种差异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学训练。经济学家与那些恰好有较高程度的职业保障与收入增长的非经济学家立场一致。如果控制了这些变量,双方的差异在统计上就不那么显著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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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7 问题37:“你认为美国的经济现正处于什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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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萧条” 1=“衰退” 2=“停滞” 3=“缓慢增长” 4=“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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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三个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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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接下来的部分将视系统性偏见为当然事实。因此,在继续我的论述之前,有必要排除一些目前能够考虑到的主要质疑。我的发现未必无懈可击,但一定是能经得起考验的。那些反驳还不足以推翻我的结论,即公众的经济观念中有很多严重的系统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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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模糊(vagueness) SAEE调查所证实的“专家正确、外行错误”的观点有一个问题,即其答案选项的语意含糊不清。谁能明白经济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的含义呢?也许公众喜欢用高级形态的形容词来表述观点,而经济学博士们则喜欢用谨慎预期来显示其思维的缜密性和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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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的反证来自其他公众舆论研究,他们的问题使用了准确的数据。如果你把他们回答的数字与实际数据作一比较,系统性偏见仍然扑面而来。以预算为例。全国公众福利改革与联邦预算知识调查(The 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Knowledge of Welfare Reform and the Federal Budget)发现,公众的数据概念几乎与事实完全相反。[56]该调查列举了六大类联邦支出项目:对外援助、福利[57]、债务利息、国防、社会保障以及医疗卫生。然后让受访者说出开支最大的两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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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显示的答案,提供了1993年的实际数据作比较。对外援助——迄今为止最小的支出项目——被提及的频率最高,荒唐至极!而只有14%的人认识到联邦预算最大的支出项目——社会保障——位居支出的前二位。公众的预算支出概念完全是颠倒的。[58]而且,是一种符合预期的颠倒方式。在SAEE中,受访者从质量上高估了对外援助和福利的危害;而全国公众福利改革与联邦预算知识调查的受访者,从数量上高估了对外援助与福利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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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美国人对联邦政府两个最大支出领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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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and Harvard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1995),tables 15 and 16;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20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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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诚意(insincerity) SAEE根据受访者的回答来检测他们的观念。他们在表达一些奇怪的见解时撒了谎,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如同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所阐释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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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可能会告诉社会科学家说,他将通过既定的行动努力实现某些目标,尽管该行动看起来并不适于实现他所声称的目标。一个草率的社会科学家可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人是非理性的。而真正的解释可能仅仅是,他真正的目标并非是那个他声称要实现的目标。[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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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逻辑上自洽的解释并不适用于解释我的研究结果。SAEE的受访者并不存在撒谎的物质动机。他们不是政客,不必担心坦率会让他们付出选举失败的代价。同样,他们也不存在太多撒谎的情绪动机。如果回答会让他们产生尴尬情绪,受访者有可能会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但是经济观念并不会导致这样的尴尬体验。在教授经济学的这些年里,我想不起任何我发现学生假装 不同意我的观点的经历(假装同意我的观点则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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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选择性偏差(question selection bias) 在SAEE调查中,观念的系统性分歧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你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怀疑:作者是否有意选择那些他们所期望的有分歧的问题?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这么做的。他们所选择的问题是基于公众与媒体的关注。例如,在调查的第一部分,作者这样写道:“基于对近20年的就经济问题所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的总结,我们选择了在解释为何经济运行欠佳时被提及最多的18个可能的原因……”[60]他们寻求的是一般性 解释,而非旨在解释外行—专家间的巨大分歧。这一出发点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的SAEE调查。[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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