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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美国人对联邦政府两个最大支出领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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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and Harvard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1995），tables 15 and 16；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20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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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诚意（insincerity） SAEE根据受访者的回答来检测他们的观念。他们在表达一些奇怪的见解时撒了谎，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如同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所阐释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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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可能会告诉社会科学家说，他将通过既定的行动努力实现某些目标，尽管该行动看起来并不适于实现他所声称的目标。一个草率的社会科学家可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人是非理性的。而真正的解释可能仅仅是，他真正的目标并非是那个他声称要实现的目标。[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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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逻辑上自洽的解释并不适用于解释我的研究结果。SAEE的受访者并不存在撒谎的物质动机。他们不是政客，不必担心坦率会让他们付出选举失败的代价。同样，他们也不存在太多撒谎的情绪动机。如果回答会让他们产生尴尬情绪，受访者有可能会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但是经济观念并不会导致这样的尴尬体验。在教授经济学的这些年里，我想不起任何我发现学生假装 不同意我的观点的经历（假装同意我的观点则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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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选择性偏差（question selection bias） 在SAEE调查中，观念的系统性分歧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你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怀疑：作者是否有意选择那些他们所期望的有分歧的问题？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这么做的。他们所选择的问题是基于公众与媒体的关注。例如，在调查的第一部分，作者这样写道：“基于对近20年的就经济问题所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的总结，我们选择了在解释为何经济运行欠佳时被提及最多的18个可能的原因……”[60]他们寻求的是一般性 解释，而非旨在解释外行—专家间的巨大分歧。这一出发点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的SAEE调查。[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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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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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重新思考系统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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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意识到一个理论所隐含的假定前提是系统性错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表示怀疑：“难道你要以非理性为前提！”直言不讳的确能获得一些坦率的好评，但其主要的结果是使你招致更快的反驳。本章的目的始终是打算用直接的经验证据来绕开那些先验的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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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收获之丰厚简直出乎意料。饱餐一顿之后有太多内容需要消化。那么，SAEE究竟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总体概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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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SAEE非常肯定地证实了经济学家与公众之间存在巨大的系统性观念差别。 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领域是不存在巨大的系统性观念差别的。聚合的奇迹不仅仅是偶尔出错。至少在经济学领域，与绝大多数“奇迹”相比，它更经常地表现为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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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的特别引人瞩目之处在于，除极少数特例外，分歧是按预期的方向发生的。 这是SAEE的第二大发现。经济学家与公众的分歧方式，恰恰如同经济学家通过对话、讲演以及教科书等方式长期强调的那样。至少，公众的确认为价格不受供需规律支配，贸易保护对经济有利，节约劳动不是一个好办法，生活水平在下降，等等。当教育者在课堂上反对反市场偏见、排外偏见、就业偏见或者悲观主义偏见的时候，他们的努力不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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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A和B意见不一，那么在逻辑上存在三种可能性。一是A对B错，二是A错B对，三是A和B都错。我们可以排除A和B都对的可能性。外行与专家之间的系统性分歧在逻辑上并不必然意味着是公众错了。但是，继前两项总结性概括，SAEE的第三大结论是，“经济学家正确，公众错误”的纯朴解释通常是最佳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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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同意这样一个假定，即当专家与非专家有分歧时，专家是对的。这个推断适用于数学、科学、历史以及汽车修理。的确，专家也有犯错的时候。瑟夫和纳瓦斯机（Cerf and Navasky）写了一本有趣的书——《专家如是说：专家误导概览》（The Definitive Compendium of Authoritative Misinformation），[62]这本书提供了上百个这样的尴尬案例。不过，请注意，他们并没有再写一本以《公众如是说：外行误导概览》命名的姊妹篇。这将是一件信手拈来的事。当你阅读着上百条由非专业人士给出的荒唐建议时，将是多么令人吃惊的一件事！《专家如是说》之所以可笑，恰恰因为专家们通常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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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对专家提出批评，你必须承担推翻常规假定的责任。经济学的诋毁者就试图这么做，他们提出了经济学家的自私偏见与意识形态偏见。但是，他们并没有承担举证的责任。SAEE的调查结果显示，针对专家的这两项主要指控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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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比非经济学家富裕，但没有经济学学位的百万富翁跟其他人的想法一样，而哪怕是开出租车的经济学家也照样跟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事实上，自私偏见的所谓证据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收入对观念的影响很小，但是高收入必然意味着自私吗？富人不仅仅在过度牟利与经理人报酬问题上，同样也在对外援助和福利问题上表现出更少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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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偏见则更加不可靠。控制个人的政党派别与意识形态令外行—专家的观念差别还稍有扩大。意识形态温和、政治立场独立的经济学家与同样温和与独立的非经济学家完全没有共同语言。怎么会这样？经济学只是在与其他社会科学——如左翼思潮占主导的社会学——相比时，才显得保守。与一般公众相比，一般经济学家在意识形态上是中间偏左的。[63]而且，与对经济学的批评相反，经济学家并不是右翼立场的坚定支持者。他们接受一种“极右”与“极左”混合的观点。在裁员或企业过度牟利问题上，经济学家比保守的共和党更乐观，而在移民与社会福利问题上，则比自由主义的民主党更乐观。[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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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败“经济学家正确，公众错误”观点的主要反对者，并不能证明这一观点就是正确的。但它大大增加了正确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这么看待它：常识建议我们要信任专家。批评者质疑专家的客观性，而他们的质疑被证明是错误的。明智的回答是重新确认常识的地位。的确，在最有力的质疑失败后，我们应当在经济学家正确、公众错误这一问题上更加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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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理由否认，经济学家在其专业领域内存在着正常的观点差异。但是这个学科也同样值得肯定及维护。坦率说，接受其可靠性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是翻开一本经济学原理课本，然后对照着读一读SAEE的问题。你可能并不完全信服经济学家的智慧。我也一样，偶尔会产生质疑。但它让你很难回避公众的愚昧，正是这些愚昧一再地让公众作出那些极度愚蠢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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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让你觉得太主观，有一个经验性的规律也是指向同一方向的：教育能使人们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问题。 在SAEE的37个问题中，在19个问题上，接受经济学训练与教育的人是立场一致的，而只在2个问题上，他们不一致。与主流观念产生分歧不仅仅是一个学科内成员的专利。受过教育的美国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其分歧程度也会相应提升。而且其程度是相当高的。从教育阶梯的底部攀上顶端，其所达到的效果不亚于半个经济学博士。[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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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更有说服力，因为在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的例子。以政治学知识为例。德利·卡皮尼（Delli Carpini）和基特（Keeter）报告说，教育能极大地提高在有关政府结构、领袖以及当前事件的客观测试中的成绩。[66]与之类似，克劳斯（Kraus）、马姆福斯（Malmfors）及斯洛维克（Slovic）也发现，教育能使一般公众“更像毒理学家那样去思考”。[67]或许教育只是增加了洗脑的机会。但更大的可能是教育使人变得思维更清晰且知道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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