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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为维护公众的判断力，一个自然的反应是诉诸界定不清。事实上，表3.1中最后一栏是有意迎合了公众的偏好的。表3.1中将外援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国际事务开支；狭义的外援将使其占预算的比重从1.2%降低至0.4%。与之类似，医疗卫生支出的测算排除了医疗救助项目（后者已经被计入“社会福利”这一大项之下）。如果将医疗救助也计算在内，医疗卫生的支出比重将提高到联邦预算的16.3%（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2005：5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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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Tullock（19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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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Blendon et al.（1997：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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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不可否认，选择问题的程序是非正式的，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如果他们想要提高其研究的可靠性，可以分两步进行调查，第一步是选择问题，第二步是收集答案。不过这种质疑不足以要求我们在有人采取两步调查法之前不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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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Cerf and Navasky（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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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参见Klein and Stern（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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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或许意识形态偏见的杜撰源于支持某一极右观点的人常常支持大部分极右观点。因此，当经济学家主要反对对市场的普遍指责时，即被人们理解为他们支持所有的保守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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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Caplan（2001d：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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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Delli Carpini，and Keeter（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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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Kraus，Malmfors，and Slovic（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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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Caplan（2002a，200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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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严格地说，我们所假设的学生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年龄也有增长，因此还必须考虑这种年龄变化对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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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第四章 古典公共选择与理性无知的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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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念的非理性是显而易见且十分突出的：它们所表现出的非理性，不是稍稍背离常识，或是微微脱离现实；而是与常识的理性完全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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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史威德（Richard Shwed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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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1957）把理性无知 变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要素。十年后，戈登·图洛克概括出了现在这个术语，[2]但是唐斯的那一句话的解释仍然非常经典和权威：“寻求政治的博识是非理性的，因为这些信息所能提供的低廉回报简直不能补偿他们在时间及其他资源方面付出的成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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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逻辑很简单。时间就是金钱，获取信息是需要时间的。个人会在学习的收益与成本之间作出衡量。[4]在市场上，如果人们知道太少，他们的代价是失去很多机会；如果他们知道太多，他们的代价是浪费很多时间。因此，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了解到足以让你作出一个足够好的决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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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情况就不同了。一张选票极不可能改变一场选举的结果。[5]假设一位无知的选民盲目地投票。除非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选举陷入势均力敌的僵持局面时，他那决定性的一票可以改变选举的结果，否则他的选票的边际效应为零。如果时间是金钱，获取政治信息需要时间，而投票的预期个人收益近乎为零，那么，一个理性而自私的个人会选择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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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课本上的格言，“如果每个人都那么想，民主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有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对选民自利的申诉，这一格言显然是一个合成的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如果每个人都对政治一无所知，大家的境遇将变得更糟。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我对政治一无所知，我的境遇会恶化。如果一个人在音乐会上站着，那个人能看得更清楚，但是如果人人都站着，那就没有人能看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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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学家习惯于把信息不对称称作“市场失灵”。[6]然而，仔细想一想，所谓市场失灵的最好例子似乎却是我们的民主政府。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对理性无知的诉求也随之得到发展。理性无知变成了一种主流思想的基础，这种主流我称之为古典的公共选择 （Classical Public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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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理性无知：证据及所谓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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