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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利益的相关性似乎是对聚合的奇迹的有力反击。更了解信息者有权力操控整个选举体系,而不了解信息者则无能为力。但是,如同有偏信息一样,问题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严重。我们可以通过犯罪经济学的帮助避免此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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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抢劫犯从收银台抢1 000美元,他有50%的被抓概率。如果对他的罚金是1 000美元,那么犯罪的收益如下:如果投币的结果正面朝上,劫犯就赚了;正面朝下,则不赔不赚。法律通过使罪犯的处境比其不犯罪的情况更糟来解决这一问题。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法律按照“概率乘数”(probability multipliers)来处罚——判决的严厉程度随被抓概率的下降而上升。[40]如同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最初指出的那样,目的是“通过对那些犯罪分子的严厉惩处,以弥补警察和其他支出,并使其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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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选民可以通过同样的策略来控制政客。选民无须密切关注政治,他们只须做到一条,一旦行为不端的政治领导人被发现,一概严惩不殆。如果你发现议员利用手中的邮资特权来邮寄私人信件——判他一年的监禁。如果内阁成员被发现在措辞中对种族称谓有任何不敬——要求他引咎辞职。一旦被假释的罪犯犯谋杀罪——在下次选举中对现任州长投反对票。最后,如果政客过分关照了解情况者的利益,那么就宣布他为精英分子,然后让这个势利小人滚蛋。看起来是“过激的行为”,对无知选民来说,却是检点政客日常行为的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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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府:被忽略的信息不对称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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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解情况者与不了解情况者打交道时,信息是“不对称的”。经典的例子是二手车市场:经销商了解所有细节,而消费者仅能靠猜测。[42]政治腐败的情形也一样:政客知道自己是否诚信,而公众却未必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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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知选民来说,严厉的处罚的确是保护自身利益最简单的办法。但是,如果能够采纳的最严厉的处罚仍然不足以使政客忠于职守怎么办?一个二手车经销商如果被发现对顾客撒谎,他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个好的口碑,他还将面临造假的判罚。相反,政客的公众声望名誉扫地后,他仍然可以到律师事务所谋取一份不错的生计。一个经民主选举上台的领导人可以违背所有竞选时的承诺,而无须坐一天的牢或付出哪怕一美元的法律赔偿。如果投币结果正面朝上,他赚了,正面朝下,他不赔不赚:这就是权力滥用之举屡禁不绝的秘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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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人来说,信息不对称为民主失灵提供了一个完全的解释。[43]正是这样一种机制支撑了大政府的存在,致使政客、官僚和游说集团在一些毫无意义的项目以及没完没了的政府管制中浪费着纳税人的钱。内部人是唯一了解真相的人,如果他们被逮着了,等着他们的不过是象征性的处罚而已,而不是严厉的“最优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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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释听起来有道理,但还不够完整,且容易被误解。为什么这么说,让我们回到二手车市场。由于他们在信息上的劣势,如阿克洛夫(Akerlof)所解释的那样,[44]那些潜在的二手车买主会十分谨慎。经销商必须向消费者证明其产品质量是令人满意的。如果他所展示的产品质量不能让顾客信服,那么买主会用砍价来表达自己的怀疑。如果疑虑的程度很高,他们就会离开。因此,卖方的信息优势越大,对其产品的需求反而越小。信息不对称对买主和卖主都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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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法则同样适用于政治。你无须为了了解内部人是否知道得比你多而密切关注政治。有了上述认识,你只需一个最直接的杀手锏:有疑虑,就说不。[45]通过将选票投给与他们持同样怀疑的候选人,选民可以向其不信任的政府赋予更小的职责及财权。因此,与普遍的解释相反,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小政府。[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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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假设有10个政府项目提案。其中4个提案能让一般选民有100美元的收益,而其他6个提案则会使100美元从普通选民流向利益集团。如果选民知道这些提案孰好孰坏,那么前4个提案将获全面支持。但是,如果存在信息不对称,如果选民无法区分孰好孰坏,他们担心每一个项目都可能让自己损失20美元,因此他们对全部10个提案都投了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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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内部人对坏提案的游说越厉害,则信息不对称的效果就越强烈。也许好的提案有40个,而坏的提案不过6个。如果选民们听说的全是坏提案,而只听说了10%的好提案,那么信息不对称会让选民选择反对每一个新的提案。一只老鼠可能坏了一锅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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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一些关键领域,选民或许宁可要一个腐败的政府,而不要无政府状态。但是,与那些只有在政府能尽忠职守时,选民才愿意赋予其职责的不计其数的边际功能相比,这些关键领域实在太少了。[47]透明政府对于需要遮遮掩掩的内部人来说是坏事,对整个政府来说则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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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会知识与认知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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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均是针对选民无知后果的质疑。没有人对选民无知本身的严重性提出疑问。但是一些批评者认为选民的无知被过分夸大了。客观测试显示,选民不善于表达他们的政治见解。但是,也许经过一番恶补知识后,他们还是持原来他们就会采纳的立场。怎么回事呢?通过求助于“认知捷径”(cognitive shortcuts)——那些非正式的或潜意识的信号。[48]卢皮亚(Lupia)与麦克库宾斯(McCubbins)举了一个司机穿过一个繁忙的交通路口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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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信息的支持者可能会认为,成功的汽车导航,需要尽可能多地搜集关于其他司机的意图、车速、加速度、方向以及其他汽车数量的多寡等等信息。但是,在很多十字路口,只需一样东西就可以替代所有信息——一盏交通信号灯。[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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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名称比消费者报告所能向消费者提供的帮助要大得多。或许,在政治中,政党标签也可以发挥类似的作用。或者借鉴口耳相传。购物时,你经常会借鉴朋友的建议。如果你对一项决定的利弊得失左右犯难,这会让你显得很愚蠢。但最终你会获得足够的信息。在政治问题上,情况也类似——一个总是对朋友的建议言听计从的人,尽管他的决定间接来自他人深思熟虑的结果,却仍然可能在政治知识测试中考不及格。正如同卢皮亚与麦克库宾斯所挖苦的那样:“声称有限信息会阻碍人们作出合理的选择,无异于要求想刷牙的人回忆其牙膏的成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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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的代表性版本是回溯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理论。[51]直观地说,与其事后评价领导人的决定,不如关心他任期内的国家状况。如果国家安享繁荣与和平,那么可以让现任领导人留任或选择他中意的继任者。如果国家遭遇萧条和战争,那么就让这无能的家伙滚蛋。这种认知捷径将换取明智的决策,而且反过来激励从政者们作出明智的决策——即使你对什么是明智决策并没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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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诉诸默会知识(inarticulate knowledge),与对古典公共选择的其他反击相比,要缺乏说服力得多。默会知识显然是存在的,但可言知识(articulate knowledge)与默会知识是正相关关系。解剖学知识不能把人变成一个外科医生,但绝大多数接受训练的外科医生却能详细描述人体是如何运转的。在客观测试中得分低不一定证明这个人缺乏竞争力,但指出了这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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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借助品牌和口碑来购物,但那些不是他们知识的边界。他们还拥有大量可言知识,没有这些知识,他们的认知捷径将很难发挥作用。如果你不知道橙汁和洗涤剂之间的区别,品牌名字至多能让你在市场上喝到味道最好的洗涤剂,用果肉含量最适中的果汁刷盘子。真正帮助购物者免于犯错的是他们从上百件商品中鉴别和解释利弊得失以及用途和限制的自觉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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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一个选民不能描述其代表者的政策,搞清楚他的权限范围,或者说出他的名字,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严重抑制了回溯性投票的作用。如果选民不知道任期的长度,现任代表就可能为其前任代过,而与其继任者分享成就。如果选民对政策漠不关心,以“繁荣与和平”为导向的投票将严重抑制那些短期内需要付出代价但具有长远利益的政策的出台,诸如一场针对日益严重的威胁而采取的先发制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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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果选民并不清楚不同的政府部门分别承担什么职责,回溯性投票会有什么好处呢?[52]如果经济绩效主要得益于独立的中央银行,那么留任繁荣时期在任的总统就是一条愚蠢的捷径。在一个分权的政府下,回溯性投票可能产生恰恰事与愿违的激励,因而赏罚分明就变得尤为重要。如果选民因为高失业率而惩罚总统,那么共和党的国会将通过致力于经济恢复而击败民主党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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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接受过物理学正规教育的人,有可能是一个卓越的台球高手。强调默会知识的研究者正确地指出,可言知识测试低估了实用性技能的作用。[53]但是,他们没有指出,政治知识测试对实用的选民技能的低估要超出正常水平,他们更没有提及可言知识与选民技巧毫不相关。的确,如同奥尔索斯所观察的那样,对知情偏好的研究显示了相反的结果。可言知识通常可以预见在政策观点上的系统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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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受访者可以使用试探法、在线处理以及信息捷径等方法获取他们在调查中所表达的政治观点,这些政治知识的替代方法并不能必然帮助不了解实情者表达与知情者类似的政策偏好。如果能够的话,那么所有受调查者的观点将与完全知情者的观点高度类似。[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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