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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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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惠特曼的三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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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典公共选择理论最有说服力的反驳是包容理性无知的。不同于对其理论一致性或经验检验准确性的质疑，它们就理性无知的结果与传统观念展开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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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典公共选择相反，选民无知的水平对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受大数法则引导，更仔细的分析表明，了解情况的选民的影响力与其人数是不成比例的。 无知并不会使选民变成容易受宣传和谎言蛊惑的傻瓜。缺乏信息不等于愚蠢，只有傻瓜才对未经证实的、自利的政治宣传信以为真。 选民无知并不意味着腐败和内部人操控。的确，如果正式和非正式惩罚的严厉程度保持不变，选民的疏忽意味着降低对行为不端的预期惩罚。但是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用严惩不贷来弥补监管不力。 最后，如果不能实行严厉的惩罚，选民会对内部人操控作出迅速反应，并持怀疑态度。他们可以反对所谓的政府“解决方案”，直到有一天——也许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的效力。 上述含义对古典公共选择理论来说是颠覆性的。一直被大量文献冠以颠覆民主政治的罪名的理性无知，缺乏被指控的犯罪的手段。被告有不在犯罪现场的确凿证据。而指望前提或结论能不证自明，是不切实际的。关键在于理性无知与低效的大政府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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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了解了理性无知是如何发挥作用或不发挥作用的，就有一种急于对民主“盖棺定论”的冲动。但是，如果就此得出古典公共选择理论是错误的结论，显然为时过早。谋杀案的主要嫌疑人是无辜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受害人就是正常死亡。逻辑课本中有很多前提正确或者结论正确，但命题却无效的案例。“有些人是凡人”和“我是一个人”这两个前提都正确，“我是个凡人”这个结论也没错。但“有些人是凡人，我是一个人，因此，我是个凡人”却不是一个有效的命题。（试想另一个逻辑上类似的表述，“有些人是红头发，我是一个人，所以我也是红头发”。）理性无知的失败，意味着民主政治的批评者必须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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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另类经济学家唐纳德·惠特曼（Donald Wittman）雄辩地声称，民主失灵的途径主要有三条：“在每一个政府失灵模型的背后都包含了如下假定，选民极度愚蠢、严重缺乏竞争，或者过高的谈判或交易成本。”[55]惠特曼补充说，经济学家通常对所有这三种解释都抱怀疑态度。我把它称作惠特曼的三岔路 ：只有三条道路是通向民主失灵的（图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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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惠特曼的三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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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之前对理性无知的批评，惠特曼有意说成是“极度的愚蠢”，而不是“无知”。这有点儿苛刻：惠特曼可能会使你因为在高级博弈论中表现平平而被扣上一个蠢材的帽子。[57]不过，他的用意在于指出，无知不足以担负民主批评者所施加的重责。如果选民们要承担民主失灵的罪名，他们的错误必须比“缺乏信息”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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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的其他两个选项又如何？尽管焦点集中在选民的理性无知，古典公共选择理论还是留下了完全知情者政治失灵的空间。市场垄断可以向完全知情的消费者敲上一笔，政治垄断同样可以向知情的选民如法炮制。不过，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遭遇了对“垄断”进行指责的质疑。[58]“垄断”——无论是商业的，政治的或者其他的——最初是如何形成的？惠特曼对这类新思维作了一个恰当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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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上次竞赛中的赢家可能赢得下场比赛，今天的公司领导明天仍可能保留职位一样，现任政治领导人也往往因为同样的原因再次当选。他们是最好的。这就是他们最初获胜，并且可能再次获胜的原因。[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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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场垄断让你担忧，那么或许政治垄断也一样。但是在你急于“恢复竞争”之前，无论是在哪个领域，请你反思一下惩治成功者的长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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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古典公共选择理论最后的避难所：“谈判或交易成本过高”。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不能执行一些反之将十分有利的交易。政治上的互投赞成票（logrolling）也有同样的问题。[60]尽管这些错失的交易机会很难让你心情愉快。可这些未能实现的交易难道不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交易吗？此外，民主的制度安排正是为了减少普通合同法所产生的交易成本。[61]在市场上，你需要参与者的一致同意才能达成协议，而在民主中，多数同意通常就足以作出一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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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而易见的回答是，惠特曼关于政治竞争与交易成本的乐观观点在过去十多年里已经被经验推翻了。[62]直接民主所产生的结果与间接民主不同。同一个州的议员常常立场不一。公开初选、重划选区、竞选资助规则以及政党竞争的程度都对政治结果产生影响。[63]贝斯利（Besley）与凯斯（Case）不无自得地说：“在一般层面上，中间选民模型，在超过一代人的时期内作为如此众多的政治经济学模型的主力军，几乎没有获得任何经验支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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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怀疑惠特曼会对这些发现无动于衷。他可能会说，从总体上看，上述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贝斯利与凯斯在某些方面是对的，例如，“民主党在上下两院的席位增加10个百分点，按1982年价格计算，就意味着全国人均支出增加10美元”[65]。但这能否定政府基本上满足了人们的愿望这一主张吗？即使是同一个州的议员常常意见相左也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也许是选民有意从不同政党选举议员代表，以此来减轻其在意识形态方面卸责的后果。[66]如果一项新的立法需要对符合选民最初偏好的状况做微调，同一个州的议员要投不同的票只需少许的回旋空间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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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或许还会认为，其他研究者误读了他们的发现。如果一边倒的立法机构真的让政策偏离选民的偏好，后者将不再投他们的票。对惠特曼来说，更合理的解释是，研究者们没有正确地估量 选民偏好。选民之所以选择一边倒的国会，是为了获得这个国会所代表并主张出台的政策。的确，他可能会问，难道你是说人们系统性地低估了给某一个政党最大权力的后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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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的目的是想通过封杀自己之外的其他所有选择，从而让古典公共选择变成自己喜欢的模式。于是，所有严肃的政治学研究者将不得不承认，民主运行良好。不过，事实上，惠特曼的“选民极度愚蠢”这一路径有很大的漏洞。对于选民的智能（mental prowess）他没能提供任何经验证明[67]。相反，他试图用危言耸听来劝阻我们。一边是“民主运行良好”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主张，一边是“选民极度愚蠢”这一让人尴尬的观点，惠特曼确信民主政治的诋毁者宁愿支持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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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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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反思“选民极度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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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将选民无知的后果最小化可能会让你觉得太过牵强。错误真能无害地彼此抵消吗？普通选民真的能轻易地矫正媒体的偏见，并用概率乘数来制约不端行为吗？政府职能的收缩是因为选民不知道其项目运行是否良好吗？为了避免上述那些奇谈怪论，你最好的选择是停止讨论选民无知 ，转而关注选民的非理性 （irrationality）。[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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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聚合的奇迹。无知选民的错误互相抵消，从而使了解情况的选民掌握大局。如果你认为这个结论太荒谬，那么替代方案是现成的。如果承认选民具有系统性偏见，或者用技术术语来说，他们一定程度上是非理性的。那么，结果不是互相抵消，选民的错误会使政策朝预期的方向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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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偏信息也是如此。理性无知的个体其观念不受他人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发生观念改变。如果个体缺乏完全理性，他们可能不能充分地鉴别信息来源的可靠性。他们可能因为喜欢发言者说话、微笑或者穿着的方式，或者他出演的影片，而支持他的言论和宣传。非理性不意味着容易受左右，但是，不同于理性的无知，它不排除观念被改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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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选民的惩罚策略可能同样荒谬。拥有让从政者保持诚实的正确工具，并不意味着他们将正确地使用它们。最优惩罚的力度应当随着败露可能性的下降以及违规收益的上升而提高。但是，非理性选民可能会违背这些重要的原则。他们可能痛恨政客的欺诈，然后转念之间又原谅了那些背信弃义的不齿行径。在同等的败露的可能性下，非理性选民可能会让因次要过错而遭受的声誉损失大于主要过错。在现实世界里，究竟哪种行为更可能激起公众的愤慨：是一个让人难堪的笑话，还是对一项竞选承诺的食言？是一桩性丑闻，还是未能阻止一场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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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同一思维路径，非理性选民可能用盲目的忠诚，而不是谨慎的怀疑来对待不对称的信息。理性的无知选民运用的是“如果怀疑，就说不”的策略，以此来激励有好的理念的从政者与活动家增加自己的优势。但是，非理性选民可能会陷入盲目轻信：“如果他们说我们需要一个项目，我们就有这个必要！”——从而促使内部人员编造一个又一个蛊惑人心的谎言。[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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