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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惠特曼的三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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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之前对理性无知的批评，惠特曼有意说成是“极度的愚蠢”，而不是“无知”。这有点儿苛刻：惠特曼可能会使你因为在高级博弈论中表现平平而被扣上一个蠢材的帽子。[57]不过，他的用意在于指出，无知不足以担负民主批评者所施加的重责。如果选民们要承担民主失灵的罪名，他们的错误必须比“缺乏信息”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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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的其他两个选项又如何？尽管焦点集中在选民的理性无知，古典公共选择理论还是留下了完全知情者政治失灵的空间。市场垄断可以向完全知情的消费者敲上一笔，政治垄断同样可以向知情的选民如法炮制。不过，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遭遇了对“垄断”进行指责的质疑。[58]“垄断”——无论是商业的，政治的或者其他的——最初是如何形成的？惠特曼对这类新思维作了一个恰当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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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上次竞赛中的赢家可能赢得下场比赛，今天的公司领导明天仍可能保留职位一样，现任政治领导人也往往因为同样的原因再次当选。他们是最好的。这就是他们最初获胜，并且可能再次获胜的原因。[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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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场垄断让你担忧，那么或许政治垄断也一样。但是在你急于“恢复竞争”之前，无论是在哪个领域，请你反思一下惩治成功者的长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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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古典公共选择理论最后的避难所：“谈判或交易成本过高”。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不能执行一些反之将十分有利的交易。政治上的互投赞成票（logrolling）也有同样的问题。[60]尽管这些错失的交易机会很难让你心情愉快。可这些未能实现的交易难道不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交易吗？此外，民主的制度安排正是为了减少普通合同法所产生的交易成本。[61]在市场上，你需要参与者的一致同意才能达成协议，而在民主中，多数同意通常就足以作出一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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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而易见的回答是，惠特曼关于政治竞争与交易成本的乐观观点在过去十多年里已经被经验推翻了。[62]直接民主所产生的结果与间接民主不同。同一个州的议员常常立场不一。公开初选、重划选区、竞选资助规则以及政党竞争的程度都对政治结果产生影响。[63]贝斯利（Besley）与凯斯（Case）不无自得地说：“在一般层面上，中间选民模型，在超过一代人的时期内作为如此众多的政治经济学模型的主力军，几乎没有获得任何经验支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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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怀疑惠特曼会对这些发现无动于衷。他可能会说，从总体上看，上述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贝斯利与凯斯在某些方面是对的，例如，“民主党在上下两院的席位增加10个百分点，按1982年价格计算，就意味着全国人均支出增加10美元”[65]。但这能否定政府基本上满足了人们的愿望这一主张吗？即使是同一个州的议员常常意见相左也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也许是选民有意从不同政党选举议员代表，以此来减轻其在意识形态方面卸责的后果。[66]如果一项新的立法需要对符合选民最初偏好的状况做微调，同一个州的议员要投不同的票只需少许的回旋空间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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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或许还会认为，其他研究者误读了他们的发现。如果一边倒的立法机构真的让政策偏离选民的偏好，后者将不再投他们的票。对惠特曼来说，更合理的解释是，研究者们没有正确地估量 选民偏好。选民之所以选择一边倒的国会，是为了获得这个国会所代表并主张出台的政策。的确，他可能会问，难道你是说人们系统性地低估了给某一个政党最大权力的后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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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的目的是想通过封杀自己之外的其他所有选择，从而让古典公共选择变成自己喜欢的模式。于是，所有严肃的政治学研究者将不得不承认，民主运行良好。不过，事实上，惠特曼的“选民极度愚蠢”这一路径有很大的漏洞。对于选民的智能（mental prowess）他没能提供任何经验证明[67]。相反，他试图用危言耸听来劝阻我们。一边是“民主运行良好”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主张，一边是“选民极度愚蠢”这一让人尴尬的观点，惠特曼确信民主政治的诋毁者宁愿支持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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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反思“选民极度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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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将选民无知的后果最小化可能会让你觉得太过牵强。错误真能无害地彼此抵消吗？普通选民真的能轻易地矫正媒体的偏见，并用概率乘数来制约不端行为吗？政府职能的收缩是因为选民不知道其项目运行是否良好吗？为了避免上述那些奇谈怪论，你最好的选择是停止讨论选民无知 ，转而关注选民的非理性 （irrationality）。[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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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聚合的奇迹。无知选民的错误互相抵消，从而使了解情况的选民掌握大局。如果你认为这个结论太荒谬，那么替代方案是现成的。如果承认选民具有系统性偏见，或者用技术术语来说，他们一定程度上是非理性的。那么，结果不是互相抵消，选民的错误会使政策朝预期的方向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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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偏信息也是如此。理性无知的个体其观念不受他人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发生观念改变。如果个体缺乏完全理性，他们可能不能充分地鉴别信息来源的可靠性。他们可能因为喜欢发言者说话、微笑或者穿着的方式，或者他出演的影片，而支持他的言论和宣传。非理性不意味着容易受左右，但是，不同于理性的无知，它不排除观念被改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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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选民的惩罚策略可能同样荒谬。拥有让从政者保持诚实的正确工具，并不意味着他们将正确地使用它们。最优惩罚的力度应当随着败露可能性的下降以及违规收益的上升而提高。但是，非理性选民可能会违背这些重要的原则。他们可能痛恨政客的欺诈，然后转念之间又原谅了那些背信弃义的不齿行径。在同等的败露的可能性下，非理性选民可能会让因次要过错而遭受的声誉损失大于主要过错。在现实世界里，究竟哪种行为更可能激起公众的愤慨：是一个让人难堪的笑话，还是对一项竞选承诺的食言？是一桩性丑闻，还是未能阻止一场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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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同一思维路径，非理性选民可能用盲目的忠诚，而不是谨慎的怀疑来对待不对称的信息。理性的无知选民运用的是“如果怀疑，就说不”的策略，以此来激励有好的理念的从政者与活动家增加自己的优势。但是，非理性选民可能会陷入盲目轻信：“如果他们说我们需要一个项目，我们就有这个必要！”——从而促使内部人员编造一个又一个蛊惑人心的谎言。[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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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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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无知，非理性允许不同的后果。很多人把无法作出唯一的预期看做缺点，或者是思维懈怠的表现。我不这么认为。正如同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尖锐地问道：“你愿意优雅而精确地做错一件事，还是笨拙而粗糙地做对一件事？”[70]认识到客观事实并不能决定人们的政治观念，这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更明智地分配我们的时间。非理性理论需要通过公众舆论的实证经验来进一步规范自己 。我们应当着重于这一关键任务，如同上一章所做的那样，而不是纠缠于讨论选民观念是如何符合逻辑地产生于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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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很多经济学家很难克服选民非理性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冲突。人们止不住要问，“那又怎样？”但是这种回答太过无礼。平心而论，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路径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是不可能被轻易抛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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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做。只要做一个小小的概念调整，选民非理性就可以变成对基本经济学理论的自然延伸，而不是对它的背离。我们在下一章构建并探讨了一个新的认知模型，证明一个人如何能够同时身兼“理性消费者”和“非理性选民”。从这一立场出发，系统性错误的现象就不再是反常的了。经济学家应该一直有这样的预期。一旦我们奠定了这样一个新的理论基础，那么一种令人不安但却非常直观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也就自然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