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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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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错误的物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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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鲜有不能坚持眼前的两大志向的，两种能使他更加高贵、上进和纯净的情操。他追求真理，热爱正义；有时他能够为了这两大理想而牺牲一部分原本可以获得的热情和物质利益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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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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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端情况下，错误观念可以产生致命后果。一座有婴儿防护措施的房子展示了很多成年人不可能犯的错误。把有毒物质当做糖果很危险。站在楼梯顶端抗拒万有引力定律很危险。认为电插座的插头好玩而没有危害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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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错误观念不一定会导致致命的后果或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橙子的价格是五毛钱一个，而你错以为是一块，你不过是少买几个橙子罢了。如果和你的印象恰好相反，瓶装水既不更健康也不比自来水更好喝，可能你的几百块钱就此打了水漂。如果获得一份学术职位的机会比你预想的要低，那么你为了拿到博士学位而付出的20年的漫漫求学之旅可能会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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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异想天开一些，假设你相信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可能会决定自己还有比去上班更重要的任务。或许你会高调地辞去你的工作，然后花掉所有的银行存款。但是如果你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所谓地球毁灭的新闻不过是耸人听闻而已，你自然很高兴自己还活着，但同时会懊悔地发现你不仅丢了工作，而且身无分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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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有意思地发现，有时候犯傻的人却能歪打正着：“一开始我就走错方向了，可我又拐错了一个弯儿，竟然准点到达目的地了。”这类事情的确会发生，因为它是逆我们的预期而行的。通常来说，错误的观念会让人们采取的行动在世界发生变化情况下 成为最优选择。例如，图5.1比较了一个人实际想买的橙子的数量以及他知道正确的市场价格以后会买的数量。他误认为的价差越大，因错误导致的经济损失（由三角形表示）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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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错误的物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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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代价根据观念以及观念持有者的处境不同而不同。对一些人来说，认为美国内战早于独立战争的看法将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学历史的学生会因此考试不及格，历史学教授会因此损害自己的职业声誉，美国内战重演爱好者会因此让朋友瞧不起，公众人物会因此遭到有损其形象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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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般来说，此类错误与“现实生活”之间会有一堵防火墙。历史学的错误很少会成为财富、幸福、传宗接代或任何常规标准的成功的障碍。哲学、宗教、天文、地质以及其他“非实践性”的知识错误也一样。关键不在于这些学科领域没有客观上正确的答案。独立战争的确先于内战发生。但是，无论独立战争发生在先还是在后，对你的最优行为过程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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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另一个例子来说：想一想你的每一天。如果你相信乌雪大主教（Bishop Ussher）所主张的地球始于公元前4004年的观点[28]，你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吗？你会照样起床、上班、吃午饭、回家、吃晚饭、看电视，然后睡觉。乌雪的错误是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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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关于这些问题的错误只能通过它们产生的社会 后果才能对你造成伤害。荒岛上的独行侠可以持任何历史学观点，而不会有任何危害。但是如果另一个人也来到岸上，那么奇怪的历史学观点可能就会削弱他对岛上同伴的尊敬，甚至影响两人的合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危险是一种另类的危险，而不是错误。如果所有人都持切实的历史观，唯独你不是，你在众人中的地位可能会下降。但是，如果所有人的历史观都很荒谬，而发现只有你对此嗤之以鼻，你的处境也不会好到哪里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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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实际的问题上犯错，通常也不会引起太严重的后果。有一些错误只有在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特殊情况下才会使犯错人付出高昂的代价。认为自己能比猎豹跑得快的想法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将带来致命的后果。但是考虑到你遭遇猎豹的概率，这种错误通常是安全的。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具有强烈社会反响的错误，对于犯错的个人来说却可以不承担什么成本。怎么可能呢？当绝大多数或全部的错误成本落到陌生人头上的时候。正所谓一人作乱，他人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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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一项行为的私人成本 可以忽略不计，但它的社会成本 却可以很高。[30]教科书上以空气污染为例。你开车的时候，会让你呼吸到的空气变糟。但是这种后果很难察觉。为了减少自己的废气排放你愿意支出的价格可能只有一厘钱。那就是你造成的空气污染的私人成本。但是假设你对其他999 999个陌生人也造成了同样的影响。他们每个人也都因此付出了一厘钱的成本。那么，你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对包括你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的伤害——就是1 000美元，是你私人成本的100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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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自私地说，你在这个空气污染的故事中并没有犯观念错误。但是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区别同样适用于错误的观念。一个自认为无坚不摧的疯狂科学家，可能会向世界输出一种病毒。如果他自己有免疫能力，而且没有人能抓住他，那么，即使成千上万的人为之付出了生命，他的自我膨胀的私人成本仍然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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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者或者疯狂科学家的故事用一种无伤大雅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区别。在现实世界里，英雄和坏蛋的角色很少这么泾渭分明。现实中，每个人是受害者的同时也可能是作恶者；绝大多数吸入我的汽车尾气的人自己也是司机。回到污染的例子，如果全部100万人都开车和排放尾气，那么污染的社会总成本将达到10亿美元。[31]起码的道德让每一个指责污染的人都贴上了谦谦君子的标签，但遗憾的是，污染水平却仍然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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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导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会对集体决策产生影响。以聘任委员会为例。委员会成员要在候选人A和B之间进行选择。委员会作为一个集体对于决策拥有绝对权力，如果委员会作出次优选择将意味着对所有成员都没有好处。但是，所有成员能做的至多是让天平稍稍倾斜一点，这意味着对于A和B的错误认识所导致的私人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32]当我的天平倾向错误的方向时，我伤害的是委员会的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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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理性的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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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众只要进入政治领域，其智商水平就会下降。在那里，他以一种在他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将被看做是婴儿水平的方法认识和分析问题。他再次变回了原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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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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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选择的经济模型中，关键在于两股力量：偏好和价格。消费者偏好决定其对橙子的需求曲线的形状；他所面临的市场价格决定他在需求曲线上的落点。这一见解之所以深刻是因为它的普遍性。经济学家能用它来分析从生孩子到抢银行的所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