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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代价根据观念以及观念持有者的处境不同而不同。对一些人来说，认为美国内战早于独立战争的看法将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学历史的学生会因此考试不及格，历史学教授会因此损害自己的职业声誉，美国内战重演爱好者会因此让朋友瞧不起，公众人物会因此遭到有损其形象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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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般来说，此类错误与“现实生活”之间会有一堵防火墙。历史学的错误很少会成为财富、幸福、传宗接代或任何常规标准的成功的障碍。哲学、宗教、天文、地质以及其他“非实践性”的知识错误也一样。关键不在于这些学科领域没有客观上正确的答案。独立战争的确先于内战发生。但是，无论独立战争发生在先还是在后，对你的最优行为过程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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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另一个例子来说：想一想你的每一天。如果你相信乌雪大主教（Bishop Ussher）所主张的地球始于公元前4004年的观点[28]，你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吗？你会照样起床、上班、吃午饭、回家、吃晚饭、看电视，然后睡觉。乌雪的错误是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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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关于这些问题的错误只能通过它们产生的社会 后果才能对你造成伤害。荒岛上的独行侠可以持任何历史学观点，而不会有任何危害。但是如果另一个人也来到岸上，那么奇怪的历史学观点可能就会削弱他对岛上同伴的尊敬，甚至影响两人的合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危险是一种另类的危险，而不是错误。如果所有人都持切实的历史观，唯独你不是，你在众人中的地位可能会下降。但是，如果所有人的历史观都很荒谬，而发现只有你对此嗤之以鼻，你的处境也不会好到哪里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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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实际的问题上犯错，通常也不会引起太严重的后果。有一些错误只有在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特殊情况下才会使犯错人付出高昂的代价。认为自己能比猎豹跑得快的想法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将带来致命的后果。但是考虑到你遭遇猎豹的概率，这种错误通常是安全的。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具有强烈社会反响的错误，对于犯错的个人来说却可以不承担什么成本。怎么可能呢？当绝大多数或全部的错误成本落到陌生人头上的时候。正所谓一人作乱，他人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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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一项行为的私人成本 可以忽略不计，但它的社会成本 却可以很高。[30]教科书上以空气污染为例。你开车的时候，会让你呼吸到的空气变糟。但是这种后果很难察觉。为了减少自己的废气排放你愿意支出的价格可能只有一厘钱。那就是你造成的空气污染的私人成本。但是假设你对其他999 999个陌生人也造成了同样的影响。他们每个人也都因此付出了一厘钱的成本。那么，你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对包括你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的伤害——就是1 000美元，是你私人成本的100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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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自私地说，你在这个空气污染的故事中并没有犯观念错误。但是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区别同样适用于错误的观念。一个自认为无坚不摧的疯狂科学家，可能会向世界输出一种病毒。如果他自己有免疫能力，而且没有人能抓住他，那么，即使成千上万的人为之付出了生命，他的自我膨胀的私人成本仍然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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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者或者疯狂科学家的故事用一种无伤大雅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区别。在现实世界里，英雄和坏蛋的角色很少这么泾渭分明。现实中，每个人是受害者的同时也可能是作恶者；绝大多数吸入我的汽车尾气的人自己也是司机。回到污染的例子，如果全部100万人都开车和排放尾气，那么污染的社会总成本将达到10亿美元。[31]起码的道德让每一个指责污染的人都贴上了谦谦君子的标签，但遗憾的是，污染水平却仍然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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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导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会对集体决策产生影响。以聘任委员会为例。委员会成员要在候选人A和B之间进行选择。委员会作为一个集体对于决策拥有绝对权力，如果委员会作出次优选择将意味着对所有成员都没有好处。但是，所有成员能做的至多是让天平稍稍倾斜一点，这意味着对于A和B的错误认识所导致的私人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32]当我的天平倾向错误的方向时，我伤害的是委员会的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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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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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理性的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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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众只要进入政治领域，其智商水平就会下降。在那里，他以一种在他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将被看做是婴儿水平的方法认识和分析问题。他再次变回了原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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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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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选择的经济模型中，关键在于两股力量：偏好和价格。消费者偏好决定其对橙子的需求曲线的形状；他所面临的市场价格决定他在需求曲线上的落点。这一见解之所以深刻是因为它的普遍性。经济学家能用它来分析从生孩子到抢银行的所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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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是一个不和谐的例外。承认非理性一般被视同于否定经济学。[34]一个“非理性的逻辑”听起来是自相矛盾的。本章的中心思想是，这种反应过于草率了。经济学能用它处理其他问题一样的方法处理非理性：偏好和价格。如同我已经指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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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存在观念偏好：一个民族主义者喜欢把外国生产的产品看做是价高质次的垃圾；一个外科医生以其在醉酒时仍能操刀而自得。 错误观念的物质成本可以从零到非常大：依照其错误观念行事将让民族主义者为国内的劣质商品掏更多的钱，而让外科医生毁了自己的前程。 把这两大构件放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简单的非理性行为模型。如果行为者同时在乎他的物质财富和非理性信仰，那么在放弃理性的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消费者应该消费更少的非理性。[35]我可能希望自始至终都坚持让自己舒服的观念，但它的成本过高。生活在波利安娜的梦幻世界里会阻止我处理很多问题，如我后院的那棵枯树，看起来马上就要栽倒在我的房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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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种同时强调与理性无知的同源性和差异性的方法称作理性的胡闹 （rational irrationality）。[36]两者都将认知不充分看做是一种选择，是对激励的反应。差别在于，理性无知假定人们懒得去追究真相，而理性的胡闹是说，人们主动回避真相。[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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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胡闹意味着人们存在“非理性需求”曲线（图5.2）。照例，X轴代表数量，Y轴代表价格，但是在解释上有所变通。“数量”是指非理性的程度——行为者背离客观理性观念的程度。消费0单位的非理性意味着完全理性。“非理性的价格”是行为者每增加一个单位的非理性消费所要付出的财富数量。[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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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非理性的需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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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对需求曲线的形状描述甚少。[39]如果非理性价格下降，那么需求数量上升。但是对非理性的需求曲线（图5.3）可能相对平缓，如D1所示，价格的小幅上升就会导致数量的大幅减少；或者如D2所示相对陡峭，只有较大的价格上涨才会减少消费。需求在实际中可以是一条与Y轴重叠的垂直线，表示行为者在任何价格水平上都不存在非理性的愿望。我把这种情况叫做新古典 非理性需求曲线，因为这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默认的前提（图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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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变动的非理性需求的价格弹性 图5.4 新古典非理性需求曲线 理性胡闹的一个有趣的预期是，不同的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在矛盾的观念之间摇摆不定。[40]例如，作为消费者，保护主义者常常对糟糕的经济理论嗤之以鼻。而转眼间，产品价格和质量又变得更重要了，而原产地在哪里则无关紧要。与之类似，绝大多数人反对工资上涨会增加失业的观点。我在教授经济学原理课程时，讨论失业和过度工资的关系问题常常引发的不仅仅是学生的怀疑，甚至是愤怒：我怎么能如此冷漠无情 ？但是对劳动力需求的非理性是选择性的。当我那义愤填膺的学生们在求职过程中遇到“工资要求”那一栏时，该作何反应呢？他们可以要100万美元一年，但他们不能。当他们的未来取决于此时，学生们开始认同经济学的老生常谈，劳动力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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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义的解释是，我的学生们一直明白劳动力曲线的道理。那为什么老师在谈论你自己相信的东西时要发怒呢？他们更有可能会否认这一点。但是，当他们在填求职申请表的时候，一直待命一旁的理性恢复了，告诉他们说：“现在不是你发怒的时候。”一个优秀学生可以不假思索地说：“我不想降低自己的身价，但是我是个初级工人，我能获得这个工作的唯一办法是要一个初级工的工资。我要的越多，他们要我的可能性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