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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生硬的解释在心理学上的合理性被低估了。它与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对“双重思维”（doublethink）的瘆人的解释是十分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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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思维意味着一个人同时持有并接受两种矛盾观念的能力。党的知识分子知道他的记忆必须朝哪个方向转变，他因此知道自己是在与现实耍花招；但是通过双重思维的训练，他满意地发现自己并没有违背现实。这个过程必须是自觉的，否则就无法足够准确地完成它；同时它又必须是无意识的，否则会产生一种虚伪感，乃至犯罪感。……甚至在使用双重思维 这个词的时候，也有必要进行双重思考 。因为使用这个词意味着你承认自己是在愚弄现实；你每采取一项双重思维的新行动，意味着你抹去了这一知识；如此往复，谎言总是距真理一步之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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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理性的胡闹并不需要奥威尔式的基础。我们可以在不改变模型的情况下，让心理学的解释变得更温和一些。首先，各个步骤应该被看做是不言而喻的。 你上车再把车开走需要一长串的步骤——拿出钥匙，开锁并打开车门，坐下，把钥匙插入点火开关，如此等等。这些步骤背后的思维过程很少是明确的。但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这些步骤，因为当我们看到一个准司机不知道某个步骤时，比如，不用钥匙就想打开上锁的车门，很容易说出他缺了哪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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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认识到认知“步骤”通常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就可以增加各个步骤自身的内省的可信度。非理性过程可以做如下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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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在你对其特定答案没有情感认同的问题上保持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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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在你对其特定答案有情感认同的问题上，对错误观念意味着巨大的物质成本的问题保持一份“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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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如果你无须为错误付出巨大的物质代价，那就顺其自然，什么让你感觉最好就相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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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如果错误会导致巨大的物质成本，提高思维自律水平以便让自己更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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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权衡由客观性增强——让人舒服的幻想逐渐破碎——导致的情感创伤与错误的物质成本之间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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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必要假定人们一开始就对真相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然后再把它抛弃。唯一的要求是，理性总是处于“待命”状态，一旦错误具有危险时就能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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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这意味着什么？为帮助读者接受理性的胡闹的心理学合理性，本节通过取自不同领域的案例分析来说明我的观点。当然，一系列的例证不能证明我正确。关键是要让读者看到不同的事实模式，以及通过理性的胡闹的镜头究竟能让大家聚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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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体与耆那教（Nudity and the J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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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诺斯（John Noss）的比较宗教学课本《人类的宗教》（Man’s Religions）为我们总结了（印度）耆那教的两大派系之间有意思的教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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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教发展的历史初期，耆那教就在是否穿衣服问题上产生分歧。白衣派（Shvetambaras or the“white-clad”）是自由派，主张至少要穿一件衣服；而更为严格和保守的天衣派（Digambaras）因其坚持恪守“以大气为衣”（Clad in atmosphere）的教义而得名。他们指出，摩诃毗罗（Mahavira，耆那教的最后一位创始人和祖师）并没有穿衣服，所以，如果不穿衣服是因为宗教的原因，他们为什么要穿？白衣派位于印度的北方，更多地面临寒风侵袭，以及恒河平原的社会及文化影响。而天衣派，其教义并没有遭到南部德拉威居民的排斥，因而更容易坚持多年流传下来的更早且更苛刻的主张。[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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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容易让人怀疑是出于自身便利考虑的教义分歧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合理的解释是：两派成员的首选当然是接受其宗教的教义。但是他们关于允许穿衣服的观念影响了他们身体的舒适性——尤其在更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因此，北方的耆那教对教义进行了比南方更严格的学理审查：“我们如何才能知道摩诃毗罗是真的这么想的？”北方人也由此更不可能接受其宗教中更为极端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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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卡与伊斯兰圣战（Mosca and Ji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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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耆那教的例子中，陈规陋习导致了不舒适。加塔诺·莫斯卡则提供了陈腐观念导致死亡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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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穆罕默德向所有参加圣战者许诺他们死后能进天堂。如果每一个信徒都以《古兰经》中的承诺为他行动的指南，那么每一次穆罕默德的圣战军都将发现自己在面对非信徒的敌人时，只能或者战胜他们，或者血战到底。不可否认，的确有相当数量的人严格履行了先知的旨意，但是，在战败和死后升天之间，大多数伊斯兰教徒还是正常地选择了战败。[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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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经济学家的第一反应是，莫斯卡描述了一个囚徒的困境。逃跑的士兵用牺牲同胞生命的代价换来自己的存活机会；虽然普遍的临阵脱逃导致集体的溃败，但逃亡者是出于个人利益才如此行动的。但这没有抓住莫斯卡故事的核心所在。如果一个士兵相信战死沙场后他会被送去天堂，那么逃跑就是愚蠢的举动，而不是懦弱。死后升天应该是件好事。随着危险的临近，穆斯林战士不是采取更自私的行动，而是修正了如何追求自身利益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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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胡闹能够解释莫斯卡的例子。穆斯林士兵的“首选观念”是，他们的宗教教义是正确的。只要在和平时期或者交战时占据上风，安拉告诉他们的升天的观念就将带来心理上的满足，而没有任何风险。但是，一旦开始吃败仗，士兵们“待命”的理性就被激活了。有一个小鬼在他们肩膀上耳语说：“你凭什么相信有天堂呢？”一些人宁死也不愿意怀疑自己的信仰。但是面对忠诚和死亡的选择，绝大多数人默默恢复了理智，抛弃了致命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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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能想把世贸中心自杀性袭击的例子搬出来对质，但是，莫斯卡并没有忘记异质性。他预先强调了“的确有相当数量的人严格履行了先知的旨意”。虽然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危险让人类望而却步，但却仍然阻挡不了少数人的步伐。少数人为了信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还有上亿的人并没有这么做。[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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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夫（S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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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印度教的一些解读，寡妇必须随死去的丈夫一同火葬，这种习俗被成为殉夫。履行这样的义务据说可以使来生得到巨大的回报。表面上看，殉夫是一个明显的沉迷于非理性的案例，虽然存在致命的激励。但根据人类学家罗伯特·埃杰顿的解释，现实并非如此。几乎没有哪个印度寡妇会自愿履行这一约定俗成的义务：“即使在殉夫最普遍的孟加拉地区，也只有一小部分寡妇——不会超过10%——选择为丈夫殉葬，尽管守寡的前景也很凄惨。”[47]其中一些人显然是被夫家的亲属杀害的。如果寡妇拒绝殉葬，她将不允许再过一种正常的生活。她不能再婚，不得不在禁食和祷告中度过余生。总之，这个世界上最骇人听闻的宗教习俗之一，是符合理性的胡闹的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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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寡妇的生活状况非常恶劣，尽管殉夫可能会有回报，而且亡夫的家人不停地施加压力，让她们选择献身，但绝大多数寡妇还是选择活下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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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相对论与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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