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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选民因为政治非理性需要付出的物质代价意味着什么？假设D是选民愿意为选择政策A而非政策B所支付的差额，那么投了错误票的预期成本就不是D，而是决定性概率p乘以D。如果p=0，那么pD=0。我们直观地看到，如果一张选票不能改变政策结果，非理性的价格就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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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零成本使理性的胡闹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意义深远的概念。民主的制度结构使政治非理性成为其最终决策者——选民们——的一个免费品。[66]因此，我们只能指望选民们会采取最糟糕的认知行为；用勒庞的话说，“表现为仅有的一点判断能力，缺乏批评精神、亢奋、轻信且头脑简单”[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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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便吃的自助晚餐上，人们会吃到实在咽不下为止。用经济学术语说，他的消费止于“效用的最大满足点”（satiation point），即需求曲线与X轴的交点（图5.5）。选民非理性也与此同理。既然错误的政治观念是免费的，选民就会消费到他达到“效用的最大满足点”为止，相信任何让自己感觉最好的观念。当他投票时，他无须为了自我形象而放弃其实际效力（practice efficacy），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实际效力可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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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选民的非理性需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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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下普通人如何形成对死刑的威慑效果的观念。正常的思维自律会要求你在形成一个有力的观点之前检查一下是否有足够的证据。但是，在实际当中，绝大多数对死刑效率持明确看法的人从来不觉得存在广泛检查经验文献的必要性。相反，他们一开始就对死刑抱有强烈的情感偏向，并凭借这一热情来“推断”它的效果。[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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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是一个容易让人异常激动的议题，但它的模式符合绝大多数与政治相关的观念。有多少人能在加入军事冲突后仍能像乔治·奥威尔般保持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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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班牙内战中的暴行，我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我知道有些人被共和党残害，更多的人（仍在继续）遭受法西斯的残害。但是，让我印象深刻，且一直让我印象深刻至今的是，对暴行的信与不信完全建立在政治偏好的基础上。每个人都相信敌人所犯的暴行，而不信自己人犯了暴行，从不想检查一下证据。[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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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怎么去上班、修理汽车、买房子或者找到一份工作时能进行思维的自我约束的同样一拨人，在思考贸易保护主义、控制枪支或者药物管制的后果时，却采取的是“随它去”的态度。谁会在关于汽车究竟出什么毛病问题上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从而与他为敌呢？在现实问题上，形成一个明确观点之前的标准程序是获得证据，你的信息是与你的证据的质量和数量成正比的，也是经得起质疑的。而对政治问题，我们通常不去理会这些程序性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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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民存在我所谓的对非理性的类新古典 （near-neoclassical）需求时，市场与政治的反差是最强烈的。[70]在正常市场条件下，有此类偏好的行为者表现出完全理性。他愿意并且能够在没有非理性的情况下生存。而在正常的政治条件下，他就脱去了理性的面纱。他在一个领域的判断力不能保持到另一个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他选择不去保持，因为市场对非理性有“使用费”（user fee），而民主则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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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类新古典非理性需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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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约瑟夫·熊彼特对政治和市场中的理性作比较时，他似乎考虑到了对非理性的类新古典需求。[71]除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对选民缺乏逻辑的著名批判外，熊彼特还声称说：“无论是尽可能理性地行动的意图，还是一贯存在的需要保持理性的压力，都毫无疑问地存在于我们所选择观察的任何程度的工业或商业活动中。”[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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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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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公众的头脑中，他能完全掌握实情的那一小部分都与日常生活决策有关。大体来说，它包括那些与他自己、他的家庭、工作往来、爱好、朋友及敌人、他所在的城镇及周边地区、他的同一阶级、教堂、工会或者任何其他参与其中的社会组织直接相关的事情——这些事情处于他个人视线范围之内，是他自己熟悉且不受媒体报道影响的，是他能直接发挥影响或者解决的，而且由于与之相关的行动直接关系到的结果的好坏，从而使他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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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夏也类似地指出，就业偏见并不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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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曾经见过，也不会见到，任何人，无论他是农场主、制造商、商人、工匠、士兵、作家还是学者，在工作时不是投入所有精力想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快以及更经济的——总之，以更少投入换取更多产出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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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熊彼特和巴斯夏是否正确，类新古典需求曲线都能提供有价值的分析工具。由于它稍稍偏离了标准的经济学假设，经济学家于是不得不十分武断地把它排除在自己的视线之外。[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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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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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理性的胡闹与实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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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胡闹对现有人类行为模型进行了最微小的改进。假定所有人在所有时间里都完全理性并不是好的经济学。而假定人们的理性程度随着错误的成本而变化要更合理些。[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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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与经济学交叉领域的研究者通常采取一个更激进的立场：人们不仅是非理性的，而且其非理性程度随着成本的上升保持不变或者上升。受人尊敬的理查德·塞勒曾在2004年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上做过此类表述。[77]科林·卡麦勒（Colin Camerer）和罗宾·霍格思（Robin Hogarth）在其对经济动机进行试验的结果基础上撰写的一篇著名的调查文章的摘要看起来支持了塞勒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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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评价了74个不存在或存在低或者高绩效挂钩关系的经济激励。模型分析的结果是经济激励对平均绩效没有影响（但是更高的报酬通常能减少差异）。……我们还注意到，没有一项重新验证（replicated study）能让非理性因为单纯提高激励而消失。[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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