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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卡麦勒和霍格思的结论还是有微妙差别的。首先，他们强调实验发现是多样的。激励在判断或决策方面通常能改善绩效。人们在“花”假设的钱时要比花实际的钱更自由；他们更可能表示 他们打算买什么，而不是实际那么做。[79]激励还能引导实验对象从“让人愉悦的自我显示行为转向更实际的选择”。[80]而且，最近的一篇文章发现，当人们不得不为自己的观念冒经济损失的风险时，会变得不是那么过分自信。[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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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且更重要的是，卡麦勒和霍格思承认了试验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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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观点是，实验只能考察短期影响，实际上是保持资本固定不变的。激励通常不导致绩效变化（或改进）的实验结果可能低估了实际条件下激励所产生的影响，尤其当面临激励变化的行为者有机会去积累资本的时候，如上课、寻求建议或者实践。[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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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任何一个熟练工人，如果不存在对其职业技能的市场需求，他能有这些专业技能吗？回答不，意味着承认在现实世界里激励能大幅改善人们的判断力。只是说，激励需要时间去发挥作用。卡麦勒和霍格思也同意说：“有用的认知资本或许要经历好多天的思维反应，甚至多年的教育才能积累而成，而不是凭借短短的一个实验（1—3个小时）……在促使长期资本的形成方面，激励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83]这个主张与不断增加的基于实地试验的文献是一致的：比起在实验室，经济动物们在他们“天然的栖息地”看起来要理智得多得多。[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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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麦勒和霍格思还承认，由于实验依靠志愿者，而其“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出于事情本身目的而做好一件事的愿望——又异常的高，导致实验削弱了（外部）激励的作用。[85]金钱无法激发那些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的人做出更大的努力。还有一个卡麦勒和霍格思没有提到的相关问题是，绝大多数实验避免了诸如宗教和政治这样一些敏感的，参与者具有“内在动机”做出不正确 回答的话题。一旦在心理满足和物质满足之间存在一种权衡取舍，激励会有更大的作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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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文献的一个共同结论是，在一些容易解决的问题上，激励能改善人们的绩效；而在存在难度的问题上，激励却会伤害绩效。[86]如同埃因霍恩（Einhorn）和霍格思（Hogarth）认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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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同时取决于认知和动机。如果把激励的大小比作是人朝一个方向运动的速度的话，认知决定着方向。因此，如果激励很大，但认知有错误的话，会使人更快到达错误的地方。[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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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卡麦勒和霍格思想强调的是，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和灵活性去解决一个问题的话，它的困难程度会下降。困难的问题自然退变成更简单的问题了。一旦它们足够容易了，激励的作用就像是“理所当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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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中可以汲取的道理是，我们应该重视实验证明；但是，当实验者宣称“几乎没有试验证据表明更强的激励能使人们变得更理性”时，我们不应该被吓到。如同卡麦勒和霍格思所观察，几乎没有哪项针对人类的试验会持续超过几个小时。持续几天或者几年的试验太昂贵了。如果理性对激励的反应是逐渐的，现有的试验将无法察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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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试验不是我们唯一的信息来源。日常经验可以提供相关的信息。普通人同时面对现实问题——做工作、买日用品或开车，和非实用性问题——如政治和宗教。我们很难否认，人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无论在思考的努力程度还是准确度上都要更高。有多少人相信他们能用牙齿接住子弹，或者无须借助机器就能飞呢？而且，一旦过去非现实的问题突然变成了现实问题——或许是由于职业变化——对其的思维努力程度将明显提高，准确程度也最终随之提高。在一个没有水的世界里，不存在对船的需求，因此没有人会知道怎么设计和建造它们。对我而言，这样的事实随处可见；我让读者们自己去判断他们是否同意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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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只相信试验结果，理性的胡闹也是对公众的经济学偏见的一个可靠解释。试验者承认激励有助于解决相对容易的问题。反市场偏见、排外偏见、就业偏见以及悲观主义偏见都符合条件。这些不是什么难以捉摸的错误，而是一些下意识的反应。在非政治环境下，人们能自动克服它们。有多少人会因为家用电器“摧毁就业”而不再购买它们？试验者还强调，如果存在把事情做好的内在动机，外部激励的作用就会减弱。在经济学中，存在着把事情搞糟的内在动机。如果你考虑 正确的答案，你会觉得自己既冷漠无情又缺乏爱国之心；如果你说出 正确的答案，你会觉得自己是个社会的弃儿。正确理解经济学的内在动机就如同倒垃圾的激励那样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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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理性的胡闹与表达性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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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果很大部分要归功于杰弗里·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和劳伦·洛马斯基（Loren Lomasky）的表达性投票（expressive voting）模型，它在他们的《民主与决策：选举偏好的纯理论》（Democracy and Decision：The Pure Theory of Electoral Preference）中有最好的阐述。[88]尽管存在互补关系，我们的解释在一些关键方面仍然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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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布伦南和洛马斯基的成果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我先对它作一个概括。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假定人们出于实用或工具主义目的 而投票；也就是说，他们投票是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政策。他们还会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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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南和洛马斯基提出了投票的表达性 功能。球迷在橄榄球赛上喝彩不是为了帮助自己的球队获胜，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诚。同样，公民投票可能不是为了帮助自己的政策获胜，而是为了表达他们的爱国热忱、他们的怜悯之心，或者是他们对环境事业的热爱。这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它的意义在于，诸如关税或最低工资这样无效率的政策，可能会因为表达对其的支持会让人们自我感觉良好而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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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在消费品上。即使普通香水闻起来跟CK香水一样棒，一些消费者却愿意为了品牌的迷人外观而支付额外的钱。但是在政治领域，布伦南和洛马斯基指出，由于选民的决定性概率很低，导致权衡取舍被大大扭曲。如果你的选票不能改变结果，你可以放心大胆地把票投给“感觉良好”的政策，即便你知道在现实中这些政策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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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证：当经济学家分析歧视问题时，他们强调会给有偏见者带来经济负担。[89]在政治方面，歧视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仍然在，但私人成本却因为选民的决定性概率低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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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在自己的店里为黑人提供服务的偏见者，必须放弃他原本可以从顾客那里获得的利润；不愿意与犹太人共事的反犹太者将限制自己的就业机会，不得不放弃原本可以接受的职位。而在投票箱前表达他的反感，既不会有报复的危险，也不存在任何重大的个人成本。[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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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南和洛马斯基并不想仅仅得出一个中庸的结论，即政治决策，就像市场决策一样，既取决于表达性考虑，也取决于实用性考虑。相反，他们的结论更加极端：不同于市场决策，政治决策主要 取决于表达性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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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情形下，对私人利益的考虑将大大减弱，而纯表达性或象征性考虑则大大加强。这是一个简单的相对价格问题。而且，我们应当强调的是，这里所讨论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与经济学家通常面对的价格变化相比，是一个巨大的量级（an order of magnitude）。[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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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理性的胡闹的相似性是很清楚的。两者都关注选民所享受的心理 收益，而不是对政策的微观影响。两者都认为选民的决定性概率低导致了经济与政治行为的分道扬镳。如同布伦南和洛马斯基所指出的：“在市场行为中潜藏的一些考虑可以在投票箱前变得十分重要。”[92]两者都解释了无效和事与愿违的政策是如何在政治上变成受欢迎的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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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分歧在于机制方面（mechanism）。在表达性投票理论中，选民知道 感觉良好的政策是无效的。表达性选民并不支持不可靠或荒唐的世界观。他们更关心的是政策听起来如何，而不关心政策的效果。出于表达考虑的保护主义者认为：“没错，贸易保护是让美国人民更加贫困。但谁管它呢，只要我能挥舞国旗且高喊‘美国！美国！’就行。”相反，理性胡闹的选民相信感觉良好的政策是有效的。理性的胡闹的保护主义者真的认为，贸易保护会让美国人更富有。如果他必须否定比较优势，他的确认为它需要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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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一遍，表达性投票与理性的胡闹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一个人可能同时认为，“贸易保护带来经济繁荣”，以及“我不在乎贸易保护是否带来繁荣”。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理性的胡闹的解释更可信。错误的观念常常伴随对感觉良好的政策的支持。很少有保护主义者意识到他们的政策是对经济有害的。[93]如果他们现实地评价一下这一“感觉良好”的政策的效果，支持该政策可能就不再让他们感觉良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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