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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贸易政策这个例子：选民不再一致地更愿意相信100%的关税是最优的。一些人认为最佳税率应该是110%，或者200%。另一些人则主张零关税。这种情况下，政客应当如何？无论他们采取什么立场，都会得罪一些选民。所幸他们只需赢得多数选票就能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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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众选择与自己立场更接近的政客，而两个政客都想获胜，于是思维试验二就有了以下的简单结果：两个政客都采取中间选民的立场，其所主张的税率使一半选民认为过高，而另一半认为过低。[18]唯一的新意在于：由于互相冲突的观念是选民分歧的根源，因此迎合中间选民的意愿就相当于根据最优税率问题上的中间观念行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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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除观念异质其他均同质的选民的非理性的选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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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关于贸易保护的福利最大化水平的观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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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贸易保护问题最优选纲领（most preferred platforms）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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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聚合的奇迹成立的话，那么中间观念将是正确的。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民主只要听从那些“了解情况的”人，而忽略那些被误导的迷信分子就行了。不幸的是，聚合的奇迹是一个骗人的把戏（hoax）。中间选民也是被误导的迷信分子中的一员，不过是相对较为温和的那一类，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事实上也非常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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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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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必要的题外话：自利选民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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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程式化的思维试验中，非理性与政策之间的联系是一目了然的。但是一旦放松更多假设，会让事情变得很棘手。如果选民的资源禀赋不同，那么很多人可能会从具有社会危害的政策中自然获益。财富差距是最简单的原因：即使财富的二次分配是个大漏桶，却仍可能让大多数人更富有。[19]但是财富差距只是个开头。一个纺织厂的老板可能和一个布店老板一样富有，但关税对他们利益的影响刚好相反。鉴于如此的复杂性，或许高估了贸易保护的社会效益的人，真的会 由于国外竞争而蒙受损失。他们之所以主张贸易保护，是因为他们正确判断了其对自身福利的影响，而不是因为他们高估了它对国民财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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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是从狭隘的自利角度投票，我们将很难解析错误见解对政策的影响。这个问题似乎会陷入无解。所幸的是，我们并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与经济学家和普通人相反，选民并不是出于自利动机而投票的。[20]自利选民假设 （self-interested voter hypothesis）——或者SIVH——是错误的。在政治范畴，选民主要关心国家福利，而不是个人幸福。这就使得从在国家福利的源泉问题上的系统性错误观念到从国家福利角度看恰恰事与愿违的政策之间的演变变得非常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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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VH对经济学以及大众文化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在我继续推进之前必须为大家揭示它的真相。对很多经济学家来说，即便把出于自利而投票称作一个需要实证支持的“假设”，都会令他们很不舒服。[21]政治嘲讽者也把一般公众引向相同的结论：如果你还不知道人们是根据自己的钱袋子来投票的，你就太幼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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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学家与公众很少在实质性问题上有过一致观点，他们在SIVH问题上的一致认同，曾经让我一度很不安。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很少发现这方面的或多或少的确凿证据。很多经济学家把SIVH视为当然，但几乎没有人试图去证实它。[22]博士毕业后，我涉猎了更多经济学之外的文献，发现政治科学家已经对SIVH进行了广泛而多样的实证检验。[23]他们的结果惊人地一致：SIVH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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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党派认同（partisan identification）。[24]经济学家和公众几乎都自动地接受这样的观点：穷人是自由的民主党，富人是保守的共和党。但经验数据勾画的是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至少在美国，个人收入与他们的意识形态或党派之间的联系非常弱。这一迹象符合过去的成见：随着你收入的增加，你会变得更加保守，更有可能成为共和党人。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大，如果控制种族因素后，两者的关联更小。一个黑人百万富翁比一个白人的门卫更可能成为一个民主党人。[25]共和党可能是一个支持 富人的政党，但不是一个只属于 富人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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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政策上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格局。[26]老年人并不比其他群体更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计划。老年人强烈支持这些项目，但年轻人也一样。[27]与“如果男人怀孕，人工流产将成为圣礼”的保险杠贴条所反映的SIVH不同，男人对人工流产的支持度只比女人高出一点。[28]失业人群对政府保障就业，以及无保险群体对全民健康保险的支持率也至多只比总体水平高出一点。[29]对自利动机的测量几乎不能预见任何经济政策方面的观念。[30]即使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人们也很少表现出政治自利的考虑：更容易被征召入伍的男人和普通人一样支持战争，出兵越南者的家人和朋友事实上比一般人更反对从越南撤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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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VH这口失灵的钟一天只有两次报对时间的时候。它不能解释党派认同、社会保障、医疗保健、人工流产、就业、全民健康保险、越南战争以及征兵。但是在一些零星问题上，它的作用还差强人意。[32]你可能想花大本钱赌上一把，看看是否在大问题上会有例外，但真相几乎总是相反。SIVH表现最为突出的要数抽烟这桩陈年旧事了。唐纳德·格林（Donald Green）和安·杰肯（Ann Gerken）发现烟民和非烟民在意识形态和人口学特征上非常相似，但烟民明显地更加反对限制吸烟及征收烟草税。[33]“烟民权利”（smoker rights）的观念与香烟日消费量是成正比的：高达61.5%的“瘾君子”希望放宽禁烟政策，而只有13.9%的“从不吸烟者”对此表示同意。如果SIVH是正确的话，类似的观念差别将随处可见。但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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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选民否认自己在投票时存在自私动机。他们自身支持那些对国家最为有利的、道德上无懈可击的以及符合社会正义的政策。与此同时，他们将其他选民——不仅仅是他们的对手，而且常常包括他们的盟友——视为是极度自私的。一位典型的自由民主党人会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的，但却会攻击他的对手们只关心富人的利益。但是，他也常常将自私动机的帽子扣给自己的民主党同仁们：“为什么低收入人群支持民主党？还不是为了改善他们的自身状况。”选民对一般选民的投票动机的一般看法是自相矛盾的：我的投票动机并不自私，但绝大多数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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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个人把自己的行为动机看得无懈可击，而把别人都看得很自私，我们的直觉反应就是把它解释为一种自私偏见（self-serving bias）。但是经验证据证明上述的自我描述是准确的。人们不是错在高估了自己的不自私，而是错在低估了别人的利他主义。事实上，“低估”还是一种保守的说法。人们在政治上没有大家通常想象的那么自私。作为选民，他们几乎没有自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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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SIVH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基于经验证据，而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如果人们是自私的消费者、个人及投资者，他们怎么能不是自私的选民呢？人们可能急于回应说：“如果一个理论不能经受事实的检验，只能说明这个理论更糟。”但是，我们应该首先证明，这个理论一直得到了正确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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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么来思考一下：首先，利他主义和道德通常与其他东西一样是消费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价格低廉的情况下人们会消费更多的利他主义。[34]其次，由于决定性概率低，政治领域的利他主义的价格要大大便宜于市场上的价格。[35]因此，在决定性概率仅为十万分之一的情况下，投票支持增加1 000美元税收，预期的成本只有一分钱。[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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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贯起来看，如果人们在价格低廉的情况下消费更多的利他主义，那么利他的投票几乎是免费的，我们应当预期 选民会消费更多的利他主义。因此，如果SIVH果真 在这里发挥作用，将违背基本的经济学原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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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利他主义的市场价格与政治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