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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缺乏经济学素养导致的观念差异相对于平均差异水平的估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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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预测经济学素养的最明显指标。教育程度最低者的观念差异值高达127%，而最高者仅为81%。换句话说，教育水平从最高到最低，可以使观念分歧拉大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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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加是仅次于教育的一个指标。SAEE询问受访者，在过去5年里他们的收入是增加了、减少了还是保持不变，并问他们对下一个5年的收入期望值。已经实现并且期望进一步的收入增长者的思维方式明显要比给出相反答案者更接近经济学家。收入增加者的观念差异是平均值的79%，下降者则是115%。这几乎相当于在七步教育阶梯上走了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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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稳定性与男性性别的影响要小一些。从“非常担心失去工作”变化到“根本不担心”的作用只相当于两级教育台阶；男性与女性相比，影响还要稍微更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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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结果意味着什么？教育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教育可以预知很多领域内的知识。经济学也不例外。但是，搞清楚为什么会有如此作用就比较难了。经济学知识的提高是直接通过课堂教育实现的，[52]还是通过你的社会交往对象间接获得的，抑或教育只是其他一些个体特征（诸如智商或好奇心）的代理变量？[53]由于数据的有限性，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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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也不例外。一个性别通常在某个领域内比另一个性别知道更多。经济学是一个男性恰好更具优势的领域。其他研究者也记录了类似的差异。男人还比女人更了解政治，思维方式也更接近毒理学家。[54]对此的可能解释有很多，但这种差异的确存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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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长、工作稳定性与经济学素养之间的关系是最难解释的。自私偏见的坚定信奉者或许会满足于这样一种解释模式：具有稳定职业且向社会上层流动的人可以安全地采纳经济学家的冷漠观点。那么为什么收入水平 却独独不能发挥类似的作用呢？更合理的解释是，个人的乐观精神与对社会的乐观看法是一致的。或许一些人天生乐观，或许个人的成功经历使他更倾向于积极地看待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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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选择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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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参加投票是公众舆论转化为公共政策通道上的主要裂缝。政客只需要在行使 其投票权的人中获得多数支持。如果他们能够通过疏远1 000个不参加投票者而赢得一个投票者的青睐，竞争也会促使他们去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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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投票者和不投票者在偏好与观念的分布上没有差别，这将不会对政策产生影响，但投票者不是随机抽取的样本。最明显的差别在于投票者比不投票者更有钱。如果仔细研究会发现，收入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代理变量；教育能同时增加收入和投票的概率。另一个影响投票率的重要指标是年龄，老年人比年轻人的投票率高。[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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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评论者把投票率上存在的结构差异看作一种严重的社会危害。如果选民投票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利益，那么出来投票的人会利用且滥用呆在家里的人的权利。[57]很多人批评富人的高投票率导致了“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政策，而老年人的高投票率则导致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方面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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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批评的缺陷在于他们把不成立的SIVH假定视为当然。的确，富人投票的可能性更高。但是由于富人并不是试图提高上层阶级的利益，因此富人投票并不意味着穷人的利益遭受损失。与之类似，老人投票率高也并不意味着年轻人的利益受损。如果真是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年轻人可以不像老年人那么支持老年人项目。但他们没有。[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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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并不缺乏好的意图，真正缺乏的是准确的观念。关于选择性参与，关键问题是投票者是否比不投票者更有偏见 ，而不是投票者是否利用了 不投票者。[59]从经验数据看，事实刚好相反：中间投票者要比中间不投票者更不带偏见。决定投票率的一个主要指标——教育——能大幅提高 经济学素养。其他两个指标——年龄和收入——则对经济学观念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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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希望于富人去为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谋求利益，这虽然听起来很幼稚，但却与经验数据表明的结果大体相当。所有选民都希望社会改进，但受到良好教育的选民更有可能实现这个任务。[60]选择性投票的确增加了公众得到的和公众想要的两者间的差距，但它缩小了公众得到的和公众需要的两者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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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和博彩市场，头脑清楚者之所以能发挥与其人数不相称的影响力，其原因是内在的 。[61]人们懂得越多，就越可能赚取更高的利润，从而就具有更强的参与激励。而且，过去的赢家有更多的资本去影响市场价格。相反，受到良好教育者在选举中发挥与其人数不相称的影响，却是一个幸运的偶然。的确，由于他们的时间价值更大，人们应该指望他们更少去投票。坦率说，民主的问题不在于头脑清楚者的影响太大，而在于，与金融和博彩市场相比，他们的影响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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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育能导致更好的经济学认识，就应该主张实行教育补贴——尽管不一定要比目前的补贴水平更高。[62]当然，如果两者不存在因果关系，那么把钱花在教育上，对于缺乏经济学素养来说，就是治标不治本了。反而把资金投入到“动员投票”的努力上，可能会让钱花得更物有所值。[63]有一项有意思的证据对两者的因果关系提出了质疑：战后时期的教育成就虽然十分卓著，但人们的政治学知识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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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唯一一个能同时预测经济学素养和选民参与的变量。但是预测经济学素养的其他变量——特别是收入增长和工作稳定性——却以一种潜在的有意思的方式与民主政治互相作用。例如，假定收入增长与工作稳定性能导致更高的经济学素养。那么在经济遭受负面冲击的情况下，收入增长和工作稳定性都将衰退，从而降低中间选民的经济学素养，增加对愚蠢的经济政策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反过来又进一步危害经济表现。我把这种螺旋式的下降趋势称作“观念的陷阱”（the idea trap）。[65]或许它能帮助我们揭开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谜题：为什么贫穷国家始终贫穷。[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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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公众观念之前，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民主不能运转得更有效。但是，当他们了解公众的系统性偏见后，会被相反的问题所困扰：为什么民主能像目前这样运转良好？那些使西方的繁荣得以持续的不受欢迎的政策是如何被坚持下来的？选择性参与或许是答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批评中间选民的观念并不难，但是至少与中间的不投票者相比，他们更不容被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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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思维试验四：混合的政策/结果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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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在实证中发现的有意思的难题将把我们带向何处。假设选民对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持有系统性偏见，但能够客观地看待经济现状。如果他们认为政客应当同时 为其政策决策和经济状况负责，将会怎么样？[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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