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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激励，希望保持职位的政客需要同时关注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如果选民对政策有效性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会比较好办，因为两个问题将合二为一。但是在现实世界，政客面临的挑战是：需要同时关注两个不同方向的问题。如果政治领导人忽略了公众的政策偏好，那么无论经济状况有多好都会被赶下台。但是，如果他们全面执行公众的偏好，又会成为糟糕的经济表现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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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激励机制类似于政治科学家所谓的“回溯性投票”。[68]它的特别之处在于需要在政策与后果之间做一个与常理相悖的权衡。在绝大多数回溯性投票模型中，选民并不关心政策，他们单纯根据可观察的经济表现来评判政治领导人。由此领导人的最优战略就是执行最有效的政策。[69]但是，如果选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他们想要特定的政策但却对其意料之中的结果不满意的话，这种战略就不再可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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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激励机制促使从政者提供比选民想要的更好的经济政策。拿克林顿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例。[70]他知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有助于提高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大多数美国人会认为刚好相反。如果克林顿的唯一目标是让自己再次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化，那么他应该怎么办？两个选择都不足取。第一个选择是违背公众意愿，失去公众信任，并希望在下次大选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效益能弥补损失。第二个选择是顺从民意，维持公众对自己的信任，并希望公众忽略缺乏生机的经济状况。克林顿选择了第一条道路，而这原本完全应当是一个有远见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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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民对于何种政策有效的看法存在系统性错误，这将意味着：他们总会对自己选出的代表有所不满。忽略公众政策偏好的政客看起来像是特殊利益群体的腐败工具。而执行公众政策偏好的政客则会因为糟糕的经济后果而显得不胜任工作。经验检验证明了这一论断：在社会普查（GSS）中，只有25%的人同意“我们选举的议员试图信守他们竞选期间作出的承诺”，只有20%的人同意“绝大多数政府行政官员可以被信任会做最有利国家的事”。[71]为何民主竞选会导致如此之少的选民对自己的代理人表示满意？因为无论政客们做还是不做，他们都会遭到咒骂。他们因为不能实现不可能的任务而被指责为贪污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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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政绩而投票的一个问题是，对政绩本身的判断也可能存在偏见。“所信即所见”——如果而且只要人们在思想上受其政策偏好的支配，就可能带上有色眼镜看待现实问题。[72]20世纪90年代，就业率达到了30年不曾达到的顶峰，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反对者仍然宣称它的可怕后果有目共睹。[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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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投票方式的另一个缺陷在于，政治领导人可能因为自己掌控之外的问题而遭受惩罚。[74]正如亚琛（Achen）和巴特尔斯（Bartels）所观察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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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衰退中出现了失业，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但这一定就是总统的过错吗？如果不是总统的过错，那么根据经济结果投票可能不会比在尼罗河并没有发大水的时候杀了法老这种做法更理性。[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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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在分权政府下会特别糟糕。如果认为总统应当为经济混乱负责，那么另一个党派的议员就可能因为他的政绩糟糕而阻止他再次当选。取而代之，国会可能会推出受大众欢迎却适得其反的政策，迫使总统或者否决它们（并因不顺应公众舆论而失去选票）或者签署它们（并因糟糕的经济表现而失去选票）。1988—1992年布什总统任期内，民主党提出代价高昂但受大众欢迎的社会立法就被认为是这么回事。[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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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高估根据结果投票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很多人对什么算“结果”的要求很低。社会科学家把诸如经济增长、平均寿命、犯罪率或者和平等指标看作“结果”。但政客习惯把“结果”等同于通过立法以及财政支出。有多少竞选广告把诸如“艰难的新枪支控制议案”称作“成就”？如果枪支控制增加谋杀率，却还把它叫做“结果”，岂不是很奇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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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上述需要警醒的问题，但混合政策/结果偏好仍不失为对为何民主不是更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SAEE的受访者不光对政策，同时也对结果存在偏见。不过他们的结果判断要相对客观，他们对经济现状的看法甚至相当准确。[77]除非经济政策的未来成本不是太高，否则从政者们必须在向流行的错误观念作出让步之前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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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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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经济学之外的偏见：对毒理学的系统性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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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绝大多数案例都来自经济学，其原因在于：经济问题主导了现代政府的议事日程。但是我的分析能够也应当适用于其他的政治相关领域，在那里公众同样持有系统性的错误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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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学，因其对环境、健康以及安全政策的重要意义，而成为一个突出的例子。公众对于这个显然十分枯燥，而且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存在很多偏见。[78]举例来说，克劳斯（Kraus）、马姆福斯（Malmfors）及斯洛维克（Slovic）问人们是否同意以下阐述：“对于杀虫剂来说，你应当担心的不是自己会接触多大量的化学成分，而是你是否会接触化学制剂的问题。”[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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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公众与毒理学家就剂量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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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杀虫剂来说，你应当担心的不是自己会接触多大量的化学成分，而是你是否会接触化学制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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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raus et al（199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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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学家更容易强调剂量。而非毒理学家则“往往把化学制剂看成不是安全的就是危险的，他们容易把接触少量的有毒或致癌化学制剂等同于几乎确定的伤害”[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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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对经济问题那样，外行拒绝常识性知识，而不仅仅是细节。与公众相比，毒理学家更有可能确认，“使用化学制剂更能改善我们的健康，而不是对我们造成伤害”；也更可能否认天然化学制剂比合成制剂的危害更小，反对“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减小化学制品造成的危害”的观点。[81]尽管批评者可能对毒理学家的客观性提出质疑，但我们很难把这样的指控当真。公众的观点通常是一听就知道是愚蠢的，而产业界、学术界以及政府管制部门的毒理学家则大体上观点一致。[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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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假设公众对剂量存在误解将如何对政策产生影响呢？本章的思维试验可以提供有用的指导。在选民同质的条件下，由于不承认剂量的重要性会直接导致误导的环境规制。政府不是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在数量上具有严重危害的风险上，而是把资源浪费在消除小的危险上。[83]如果其他方面都同质的选民在剂量重要性问题上产生分歧，但中间选民仍然质疑“毒性在于剂量”的常识，那么环境管制仍然会向浪费的方向倾斜。如果选民不同质但都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 ，仍然可能出台类似的浪费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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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环境政策最终还是强调了剂量的重要性呢？选择性参与可能是原因之一。克劳斯、马姆福斯及斯洛维克（Kraus，Malmfors，and Slovic，1992）有一个与我的结果相类似的发现，那就是教育可以使人们像毒理学家一样思考问题。[84]不过，主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选民既关心经济福利，也关心免遭有毒物质的危害 。从低剂量变成零剂量的代价是高昂的。它可能会耗尽所有的国内生产总值，从而把一个民主党领导人置于险要关头。如果他支持公众的零剂量的世界观及其相应的立法，将引发一场经济灾难。超过60%的公众同意“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减小化学制剂的危害”[85]，但是领导人如果真这么干，一旦经济陷入崩溃，他将成为遭人痛恨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如果领导人把所有的低剂量恐惧都视为“缺乏科学依据”和“过虑”，很快就会成为遭到痛骂的迂腐和麻木的典型。考虑到他们的激励机制，政客不可能无视公众的错误观念，但他们常常犹豫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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