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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绝大多数选民并不考虑第一步以外的事情时，很多当选的政府官员没有动机去考虑下一步的结果会怎样——而有很强的动机去避免与选民所想以及所理解的背道而驰，以免政治对手通过迎合公众的错误观念在他们和选民中间插上一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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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民是坚定的贸易保护分子，政客们耐心讲解比较优势的好处不会帮他们赢得选民的好感。不是试图去纠正他们的错误，政客选择的是放任。如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讲的那样，他们“吹捧他们的偏见，而这些偏见是违背他们利益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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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寻常的天才政客不仅满足于迎合选民目前的错误观念，他们还致力于将感激涕零的公众引向将来的“新的且改进了的”错误观念。一个好的政客告诉公众他们爱听的，一个更好的政客则是告诉公众他们将会爱听的。在油价陡升之后，公众自己最先想到的，或许是指责石油公司的贪婪，但是还想不到要求实行价格控制。一个老练的政客则会利用这样的机会谋取自己的政治资本，他们会借机向选民提出一个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价格控制！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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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导人理性地评价政策效果的动机不仅很弱，甚至可能别有用心。马基雅维利建议君主“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作恶”，但与此同时“要十分当心：没有哪句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不是充满”“仁慈、信心、诚恳、人性及宗教的”。你可以随意地扮演伪君子，因为“每个人只看到你所表现的，很少有人发觉表现背后的你，而那些少数人他们不敢反对多数人”[10]。不过，与马基雅维利相反，心理学家记载了人类通过肢体语言、语气等乃至更多其他方式察觉到不诚实，这种能力虽然并不突出，但却是真实存在的。[11]乔治·科斯坦萨（George Costanza）曾经送给杰里·塞恩菲尔德（Jerry Seinfeld）一句著名的忠告：“记住，一旦你相信它，它就不是一个谎言。”[12]诚实地承认错误的政客显得更加真诚，因为他是更真诚的。这让真诚地支持选民的政策观点的领导人拥有比马基雅维利式的对手更强的优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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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前一章所讨论的，事物有它的制约因素。如果选民既关心政策也在乎结果，那么表面迎合者就会有机会反击那些陷入迷局的理想主义者。反对者苦于不能被选民认可，即认为他不是自己人。但反对者比理想主义者更具备避免灾难的能力，因为他专门掂量过公众喜爱的政策的代价。马基雅维利的嫡传们并不会实打实地支持公众的那些最糟糕的观念，而不过是动动嘴皮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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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政治上获得成功，政治领导人既需要天真的民粹主义，也需要现实的批判主义。难怪现代政客们都拥有法律学位。戴伊（Dye）和齐格勒（Zeigler）报告称，“70%的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内阁成员，以及超过50%的美国参众议员”曾经当过律师。[14]自“新政”以来，政府大大扩大了自己的经济职能，但是国会议员中受过经济学训练者的比例几乎始终可以忽略不计。[15]经济问题对选民很重要，但他们不喜欢有经济学专长的政客——尤其是那些好为人师并指出他们错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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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选民们选择那些受过专业训练，能放下自己的架子雄辩且真诚地为民辩护的人。[16]很多政客身边有一些提供咨询的经济学家。但作决定的还是雄辩大师们，因为他们拥有最重要的政治技能：知道如何在正确和受欢迎之间寻求最佳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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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忠诚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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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熟知领导人能激发盲目的忠诚。米歇尔斯（Michels）指出，“认为领导人属于比自己更高一级的人类的流行观念”，通过“领袖的名字被提及时的庄重语气、领袖任何一个微小的手势被执行时的忠实程度，以及任何对领袖人格的攻击所激起的愤慨”得到了证实。[17]很多极权主义运动坚持认为他们的领袖绝对正确。“元首永远正确”（The Duce is always right），是一句流行的法西斯主义口号。[18]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用诗意的语言来描摹希特勒的决断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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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豪地看见，有一个人能超越所有的批评，那就是元首。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感到并知道：他总是对的，而且他将永远正确。我们大家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为毫不怀疑的忠诚，因为不问具体原因地听命于元首，因为默默地执行他的命令而得以稳固。我们相信元首服从于一个更高的旨在改变德国历史的召唤。我们不应对这个信念有任何怀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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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选的政治领导人很少如此恬不知耻地宣称任何事项。但他们似乎乐于接受一种更温和的非理性崇拜。[20]最具个人魅力的总统可能不会将自己绝对正确这一观念强加于任何人，但这不能阻止人们选择相信在缺乏确凿的反面证据情况下他是诚实的。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曾恼怒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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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先生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发现。那就是，真正重大的错误声明是不会得到有效质疑的，因为选民不能相信，一个看起来如此可爱的人会做那样的事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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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一个平庸的政客也会发现他的头衔使他的话听起来更可信。如果这适用于教皇，为什么就不能适用于总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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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理性崇拜的一个突出例子是：“9·11”事件之后不久的一项民意调查奇怪地发现，民众突然变得更加信任他们的政府了。[22]多大程度上你能“相信华盛顿政府能做正确的事”？在2000年，只有30%的美国人回答“总是”或“大多数时候”。而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两周，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多，变成了64%。你很难指望在一场重大交通事故导致汽车召回后消费者还能更加信任通用汽车。公众的反应类似于错误预期了世界末日的宗教群体们，他们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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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盲目忠诚相类似的是，仅凭言辞就能改变一个人主意的能力。试想一下：因为一位现任或未来的领导人对事实的重新描绘 ，人们就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在正常的忠诚的情况下，听众会说：“我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 这么说。”被言辞能力所激发的忠诚稍有不同：“我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说得这么好 。”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或许是伟大诗人巴博鲁·聂鲁达（Pablo Neruda）的政治影响。常识会提醒人们，“他知道什么？他不过是个诗人”，但很多人甘愿听从并且被他华丽的言辞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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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众对其领导人抱有一定程度的非理性的忠诚，会有什么后果？最明显的后果就是使领导人有回旋余地或给他们“可操作的空间”。虽然他们必须迎合公众舆论，但公众舆论却可以部分变成政客自己选择的一个函数。如果采取方案A能让公众相信A的准确性，采取方案B能让公众相信B的准确性，那么政客可以安全地选择其中任何一个。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因为“人们将按照我告诉他们的方式想问题”而沾沾自喜可能过于自大了，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判断并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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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有助于解释政客用模棱两可的回答来回避尖锐问题的倾向。[23]拒绝采取某个立场（或改变话题）在战略上怎么能胜过坦率地支持一个温和的立场呢？[24]可以换位思考一下选民的反应。他反对温和的观点，但一定程度上相信政治候选人的良好意图。如果候选人表示支持那个温和的观点，他将失去选民的信任。但是只要候选人保持沉默或含糊其辞，就不难让选民保持对他的信任：“他是个正派人，一定是站在我这边的。”关键的事实是，对立双方的选民都可能从政客的模棱两可的观点中作出这样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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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权者（或期望的当权者）类似宗教的忠诚，其负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利用大众的盲信，当选官员可以逃避自己的责任。[25]回忆一下，让政客忠于职守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旦其不端行为被发现，就对他们给予严厉处罚。而选民对其领导人的忠诚则只会纵容和助长他的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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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厚颜无耻地教唆领导人充分利用领袖崇拜：“但是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装腔作势者和伪君子；人们是如此头脑简单且如此容易顾全大局，以至于行骗者总能找到心甘情愿受骗的人。”[26]一个腐化的政客可能利用民众的信任做小动作，去迎合特殊利益群体，某个意识形态的支持者也可能利用民众的信任去推行自己的理念。无论人们怎么看待反恐战争，我们无法否认，如果乔治·布什作出完全不同的选择的话，他同样可以获得相当的支持。如果他认为入侵伊拉克不值得去努力，有多少他的支持者会故意阻碍他这么做？由于布什的一些选择对他的经济支持者更有利，也更符合他个人的意识形态，于是他面临卸责的诱惑 。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是否为诱惑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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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们不应该忽略政治忠诚的正面作用：它能中和公众的非理性。一个了解自由贸易好处的领导人可能会忽略公众的保护主义主张，如果他知道无论自己作什么决定都会得到他们的支持的话。由于政客们都受过良好教育，而教育能使人更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问题，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他们寄予希望。盲目忠诚并不能向政客提供作出明智选择的激励，但它可能消除不去这么做的动机。当然，这是否能超过政治忠诚带来的危害，尚待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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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迷信专家方面也存在类似的激励。专家面临随波逐流或坚持原则的选择。对专家来说，随波逐流意味着利用公众对专家的迷信谋求个人经济利益或者兜售自己的意识形态；坚持原则则是无论公众的态度如何都致力于帮助公众。假定公众信任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它的医药政策专家可以选择就势下坡，告诉轻信的公众，检测药物的效力和安全性“是符合公众利益的”，而对因推迟药品上市导致的生命损失则闭口不提。[27]但是专家有时候也选择坚持原则。公众可能认为镇静剂应该被完全禁用，但是在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批准它作为对麻风病的治疗药物后，也只好作罢。[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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