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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忘记这些观念就相对容易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文化错误将持续超过200年（大约十代人）——自亚当·斯密第一次指出市场经济的好处至今。当新技术没有与我们固有的思维模块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能够轻松地在短得多的时间内学会适应大量的新科技。[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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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天生更容易接受外国人是想要加害于我们的坏人的理念。这可能是我们进化过程中的遗留品，当时族际的冲突使得排外成为一种防身术。[49]与之类似，尽管对媒体的扰乱民心大加指责，但朱利安·西蒙同时也批评了观众脑子里的悲观主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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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能找到担心的理由。显然这是我们思维系统中一种内在的特性，无论事情变得有多好，我们的期望值总会提高，以至于我们的焦虑水平永远也不会消失，我们总是会关注一些更小的危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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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对某些信息比对其他信息更敏感，那么不偏不倚的新闻报道就能显现出人们“内在的保护主义”或“内在的悲观主义”倾向。符合我们的固有偏见的新闻报道更能得到共鸣，因此即便是一系列中立的消息也能将我们推向更大的错误。顺从自己的意愿，观众只对他们亲身遭遇的证据会有明显反应。如果媒体有一天奇迹般消失了，他们过去的观众将不得不更艰难地搜寻害怕外国人的理由，或许会因为徒劳无功而变得不那么排外了。新闻行业，无论有多客观公正，都无法阻止此类情形的发生。它注定会让公众得到一系列能让自己兴奋的排外报道。[51]那些在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错误观念方面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人可以优哉游哉地听凭媒体把他们引向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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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真是这样，人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应该是客观的新闻媒体。新闻是一个产业。如果消费者喜欢符合自己偏见的新闻，记者就有动机去迎合他们。[52]悲观主义偏见或许是最有力的例证。没有人会凭空对Alar[53]产生忧虑，这场恐慌完全是由媒体引发的。[54]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就是单一 的罪魁祸首。媒体并没有把悲观主义强行塞进公众的嘴巴，而是公众自己排着队等着领取每天的悲观主义剂量。[55]PositivePress.com在网络上提供“每日好新闻”，但它的人气根本比不上一贯消极的CNN.com。如果公众不是原本就有悲观的倾向，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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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政治广告与特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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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对现代民主最愤怒的指控是这样的：特殊利益集团买通了政客支持反社会；然后政客用这些钱去大肆做广告“买通选举”，最糟糕的候选人于是当选。如同库特纳这样哀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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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金钱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新贵。随着竞选活动变得越来越昂贵，金钱逐渐取代了更为公民化的参与方式。……金钱驱动的竞选把普通选民排除在外，使政治成为受民意调查、小组访谈、群发邮件以及付费电视片花等竞选手段所操控的对象。[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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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惠特曼反驳说，理性的选民将阻止这种不正当的交易过程。[57]理性选民会反思一个政客是如何筹钱去购买电视时段的。如果候选人单纯通过向利益集团出卖危害社会的好处来获得资助，那么广告反而会弄巧成拙。公众会琢磨：一个政客花在广告上的钱越多，就必须越有钱；他越有钱，就证明出卖了越多的非法好处。大量的广告等同于大量的腐败。如果公众这么来思考问题，压根儿就不会有政客去做广告。为了消除公众的疑虑，最好不去做广告和冒被认为腐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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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的机理有部分现实相关性：政客乐于看到自己的对手因为接受烟草公司或其他遭痛斥的捐助者的钱而被“淘汰出局”。而且，绝大多数经验研究的确发现金钱在政治中的影响并不大。代表性研究发现，金钱对政客如何投票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政治捐款的总价值也很小。[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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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认为选民会对资金充裕的竞选活动产生消极反应的设想似乎太牵强。理性选民或许会如此反应，但实际上选民会如何？要避免惠特曼的奇怪结论只需要一种适当的非理性。假定选民低估了广告和腐败之间的密切联系。只要看重你的幼稚选民在数量上超过看轻你的成熟选民，那么向利益集团出卖好处换取商业广告的支出的做法就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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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出卖的好处要恰如其分。和一个有所图谋的记者一样，精明的政客也会选择走不被选民关注的边缘路线。公众主张贸易保护，但对哪个产业需要保护并没有明确的概念。这就给政客和处心积虑的相关产业提供了交易的良机。钢铁制造商可以买通政客采取以下立场：（1）受欢迎的排外立场；（2）不受欢迎的支持美国钢铁的立场。游戏规则是：在公众在意的方面按照公众意愿行事，在其不在意的方面接受利益集团的报价。不过，要谨记一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种折中是否难以接受，而在于选民是否认为这种折中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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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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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了非理性的政治需求方后，把希望转向供给方才合乎情理。不同于选民，供给方的个体——无论是政客、公务员、媒体还是说客——都是专业人士。他们是随时待命准备收拾非专业人士留下的烂摊子吗？不幸的是，对于选民非理性，推波助澜要比阻挠抑制更有益。[59]政治的精妙主要在于明白公众所想或未来所想，然后顺应民意。人们不需要教诲和卖弄。如同保罗·克鲁格曼所言，“选民对于自作聪明的候选人有一种天生的反感，更别说试图让选民去做算术题了”[60]。他们既不希望政客告诉他们关于裁员的抱怨是错误的，也不希望看到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具有长期好处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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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不是选民非理性的解毒药。不管效果是好是坏，他们减弱了公众舆论与政策之间的联系。选民的盲目为政客、官僚机构以及媒体打开了可资利用的缺口。但是如果选民的初始立场就是违背自身利益的，那么“利用”的福利后果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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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领导人的忠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它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设想一个反社会的偶像人物能导致什么后果；或者一种“团结在国旗周围”的情绪效应，它直接导致无能的现任领导人再次当选。但是政治忠诚也能让领导人——如果他们希望的话——去设法克服其支持者的一些错误见解。迷信导致回旋，而回旋在正确的人手中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这需要那种具备一定的良好意图且比其追随者更理性的领导人。由于领导人都接受过良好教育，而教育能减弱对流行误解的认同，至少第二个条件是不难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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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机构也有不同的影响。如果公众允许，政客就可以推卸责任，把自己的错误与不端行为归罪于下属。不过，在谴责推诿责任之前，我们应该记住有多少好的观念及对社会有利的行动被公众归结为“错误”和“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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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看宣传。我们往往认为宣传导致歪曲事实及当真理不在自己一边时滥用情感。纳粹就是突出的例子。但是理论上讲，宣传也可以用来对抗错误。如果一个人在证据面前仍然固执己见，非理性的劝说就是唯一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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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低估了政治供给方的危险，而主流的支持选民的民主批评者则高估了这种危险。经济学家正确地推断，只要大众是理性的，选民利益的最佳服务者将在选举中胜出。这使得经济学家不愿意承认盲目忠诚、推诿责任或宣传之类的政治现象。“盲目忠诚”变成了“声望”，“推诿责任”变成了“代理成本”，“宣传”则变成了“信息”。然而，如果选民并非完全理性，这些担心是不能不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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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非经济学家则太急于将民主失灵归咎于供给方。供给方的问题常常需要选民非理性才能实现，如果你承认选民非理性，你就可以削弱不应阻挠选民意志的假定前提。如果一个委托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其代理人的卸责可能会使委托代理双方都获益。供给方的偷奸耍滑只有在特定条件下——选民完全理性的条件下——才是确定有害的，而在这种条件下，此类行为就不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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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umpeter（1950：26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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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Frey and Eichenberger（1991，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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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linder（198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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