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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不应该对新闻记者抱太高期望，无论他们的文笔多么有才华。但是我们或许可以希望实证的社会科学家能更加追求客观性，或者至少在坚持自己的信仰时会感到一些社会压力。然而，要在他们当中发现民主原教旨主义并不困难。只须举一个例子，普兰纳布·巴德汉（Pranab Bardhan）严谨地分析了民主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22]但是在缺乏认真思考的情况下，他不仅事实上承认民主原教旨主义，而且假定他的读者也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热诚的民主主义者，愿意相信不仅民主本身是好的，而且在促进发展过程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不幸的是，检验这一主张的实证资料却“没有太大帮助和说服力。之所以没有帮助是因为它通常不能证实因果过程，而结果支持的是各种不同的结论”。尽管缺乏实证支持，巴德汉却仍然不可理喻地肯定自己的信仰：“我仍对民主在长期内解决问题的能力持毫不动摇的乐观主义态度。”[23]有多少学者能在查阅了关于市场表现的广泛文献后，承认证据过于复杂因此难以得出任何结论的情况下，仍然谈论“资本主义在长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呢？他们一定会，并且应该会非常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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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尤以谨慎的怀疑主义闻名的分析哲学领域，民主原教旨主义也有所体现。规范性政治理论专家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就是典型例子。他不认为“有什么先于或独立于民主程序的客观标准，可以对民主程序所导致的结果予以客观评价”[24]。说得更直白一些，民主本身就被界定为是正确的，因为不存在超民主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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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承认我对他老人家的解读有点儿不敬。与绝大多数哲学家一样，夏皮罗迅速修正了自己的立场，宣称政治原则必须建立在“结果主义基础”之上。但是，他随后又进一步修正了自己修正过的立场，以确保自己的民主原教旨主义立场不受侵犯。“于是困难变成了如何评价结果的好坏是有争议的，意味着它们必须争取获得其他价值观或政策的支持。无论喜欢与否，民主表现为公正定义的一部分。”[25]这是哲学历史上最不加掩饰的定论在先的宣判之一：民主的好坏必须根据其结果来判断，但判断其结果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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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恐有人放胆声称，政策的结果不是“可争议”的，夏皮罗在别处又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专业性很强的事情可能是无可争辩的，但涉及实质性民主利益的问题不应该不可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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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但并非所有）情形下，人们可以依从飞行员、汽车机修工、建筑师或者医生的建议行事，而无须了解它的根据何在或者甚至可以无须对它有任何兴趣，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认为政治专长也具有类似的效力，则会引发人们的迟疑，这同样在情理之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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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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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存在政治专长的提议之所以可疑，是因为几乎没有理由相信那里事实上有太多的专长。在政治领域被通常宣称为知识的东西似乎是如此浅薄，且时常被具体发生的事件所推翻，以至于声称自己为政治专家的人常常散发出万灵药般骗人的气息。[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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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们对专家观点痛遭全面批判并不陌生，但是一个如此著名的政治学专家如此贬低政治学专长，实在显得很奇怪。如果夏皮罗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专家，为何还要费心去著书立说呢？任何能通过政治学期末考试的人，都能切身了解政治学知识中的分歧是真实且巨大的。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还有大量关于政治学知识的经验证明，而这些是夏皮罗从来不曾想过要去质疑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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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难道他所谓的专家观点“时常被具体的事件所推翻”有错吗？这取决于你评价他们的严格程度。如果“专家”给人的印象不那么深刻，试试将他们与外行作个比较。而且，很多关于专家的负面报道都可以由媒体对报道的选择性得到解释：与明智的专家及其对问题经得起检验的回答相比，那些奇谈怪论与唇枪舌剑更容易受到媒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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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皮罗在对经济学进行全盘否定时，虽然略有迟疑，但民主原教旨主义仍最终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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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不承认经济学家在关于经济运转方面（这也是民主需要思考的方面）通常拥有一些深奥的专业知识（或许并没有他们自认为拥有的那么多）是愚蠢的。但是，由于对市场的边界及其治理结构问题的决策关系到权力的运用这样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问题；因此经济决策永远不应该交给经济学专家。如果我们打算听一听经济学家的建议的话，他们必须能用通俗的语言去说服外行的政治代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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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情理之外的事情发生了：选民越不理性，经济学家的发言权就越小。如果外行听众想听一听为什么，经济学家或许还能施加一些影响。但是固执己见的外行听众有权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经济决策永远不应交给经济学专家。”[30]如果这还不是民主原教旨主义的话，什么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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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关于“神圣价值（sacred values）”的研究中，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发现：“人们常常深信不疑地坚持认为某些关系及义务是神圣的，即便只是设想一下与金钱或便利性等世俗价值做一个取舍都十分令人反感。”[31]在现代社会，民主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信徒们把小小的背离等同于完全的背叛，对待不敬的想法与对待邪恶行径一样的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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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辞上的一个标准策略就是，把适当减小政府作用等同于完全消除政府管制。罗伯特·库特纳告诉我们：“在航空管制的典型案例中，卡特政府时期所提议的‘管制改革’迅速演变成一股推动完全反规制的力量。”[32]显然，联邦航空署在飞行安全方面的继续管制不在其列。与之类似的一个策略是将仅仅口头谈论缩减政府等同于实际行动。21世纪基金（Twentieth Century Fund）的理查德·莱昂内（Richard Leone）声称：“对被理想化的市场机制的信仰也引发了一场政治圣战，其目的在于剥除所有针对市场滥用与不完善的公共与政府防护措施。……民主党与温和共和党人争先恐后要证明自己皈依于一种对自由放任经济的真正的信仰。”[33]奇怪的是，为自由放任而进行的圣战并没有使联邦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降低到18%以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绝大部分的预算缩减显然归功于冷战的结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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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民主的辩护士们常常援引温斯顿·丘吉尔的那句名言：“民主是一种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被不断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35]这句话表面上听起来像是一种成熟的现实主义，而非民主原教旨主义。但是丘吉尔的这句格言不过是一种要不全有要不全无（all-or-nothing）的修辞把戏而已。想象一下，如果经济学家用类似的话反击对自由市场的指控：“自由市场是除其他所有之外最坏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恐怕只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才会把它当做反对适度政府干预的论据。丘吉尔的格言同样没有说服力。仅仅因为独裁是灾难性的，很难推断民主就必须有完全的行动自由（free rein）。和市场一样，民主也可以受到限制、管制或否决。类似司法审查那样的反多数主义程序可以与民主程序并行不悖。绝对多数原则可以允许少数人阻挠多数人的意志。把一种基于边际的权衡考虑扭曲成为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一种试图听起来合理的原教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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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能否请真正的原教旨主义站出来？政策分析市场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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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于2003年6月28日。[36]参议员罗恩·威登（Ron Wyden）和拜伦·道根（Byron Dorgan）要求国防部停止对一个令人费解的项目——政策分析市场（以下简称PAM）——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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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项目的初始阶段，其目的是想创建一个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网上投注市场（online betting markets）。PAM市场上的交易者可以通过——除其他方法之外——正确预期西方恐怖事件中的伤亡人数而获利。批评者很快把它贴上了“恐怖市场”计划的标签。威登和道根对此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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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纳税人的钱用于设立一个恐怖主义的投注经营场所既让人厌恶，也是浪费钱财。美国人民希望联邦政府用它的资源去加强我们的安全，而不是拿它当赌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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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及报纸的新闻报道几乎完全持反对态度——公众舆论也是如此。难道PAM的支持者如此盲目以至于看不到这会给恐怖主义提供经济刺激吗？还有比这更不寻常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例子吗？仅在此事被公之于众后的第二天，6月29日，国防部长终止了这个项目。信息识别办公室（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负责人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也被迫于次日递交了辞呈。两个月后，所有向该办公室提供的资助均被终止。对于惰性成风的官僚机构来说，上述举动实在太雷厉风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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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其他媒体——发行不那么频繁且受众更加有见识的媒体——继续跟踪这个恐怖市场事件。他们深入研究了这个项目的合理性所在，并与项目创始人就项目设计中可能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探讨，最终总结了几条结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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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大量经验证据可以证明投机市场预期的准确性，从赛马到选举到入侵无所不包。“敢拿自己说的话打赌”证明是让那些了解实情者说出真相，让不明就里的人甘拜下风的最佳办法。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投注市场在很多情形下比其他预测方法更胜一筹。PAM并不是从象牙塔的理论推理中获得灵感，而是从其他投注市场上业已证实的成功中得到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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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投入到PAM的赌桌上的资金是非常少的。单笔赌注的数额被限定在几十美元。认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钱将诱发更多的恐怖主义行动的想法是十分可笑的。想从恐怖袭击中获利的恐怖分子，可以通过操纵常规金融市场——诸如卖空航空股票——赚到多得多的钱。顺便提一句，“9·11”事件委员会发现这种情况也并没有发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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