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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个项目被如此仓促叫停以至于根本没有时间对那些指控进行考证。据我的一位同事及PAM项目的智囊之一罗宾·汉森（Robin Hanson）称：“在最关键那天，政府方面没有任何人征求PAM成员的意见，了解这些指控是否正确，或者是否可以把项目中更遭人厌恶的部分去掉。”[40]项目创始人已经有所预见且对主要的反驳作出了回应，但愤怒的反对者根本置若罔闻。至少可以这么说，他们并没有提太多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他们的目标是要终止项目，而不是改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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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PAM的经历向那些赞同“群众的智慧”的人提出了一个悖论。索罗维基强有力地捍卫像PAM那样的决策市场的优势。但是他同时也声称：“没有理由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都明智的大众，在政治场合突然间变得愚钝了。”只要存在正确答案，“民主政治下采纳好的政策的机会总会比较高”[41]。然而，索罗维基如何解释公众对PAM的极端敌意呢？如果决策市场与民主政治都运行良好，PAM应该成为受欢迎的对象。[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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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如果更深入地研究PAM项目，他们或许会更愤怒。因为这个项目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它能根据不同条件进行投注。比如，你可以对如果美国入侵伊拉克西方因恐怖主义而伤亡的人数，以及不入侵情况下的伤亡人数下注。比较两类赌注的价格将会发现，市场是认为入侵将使我们更能免于恐怖主义袭击还是相反。总而言之，投注市场不仅可以警示政治领导人，同时也能警示公众舆论自身。这注定会让民主原教旨主义者怒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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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PAM的创始人很难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沾上边。他们建基于可靠的经验证据之上，对于潜在的问题做了周密考虑，且欢迎各种批评和质疑。他们的计划是先在小范围内对项目进行测试，发现问题所在，然后逐渐将之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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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对者则几乎完全相反。他们不问预测性投注市场过去的记录。显然，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并不打算去了解。尽管近年来传统的情报系统面临明显的失灵，他们仍然相信最好的政策还是沿用传统。听听威登和道根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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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报告中提供的例子将让参与者就这样的问题下注：“恐怖分子会在明年用生化武器袭击以色列吗？”为妥当起见，这样的威胁应该诉诸最高质量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而不是把问题提给在互联网站上打赌的个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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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妥当了吗？他们怎么知道？最起码，PAM可以让投注市场与传统的情报系统之间有一个竞争。但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并不想让自己的反市场信条接受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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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私人选择：作为民主与独裁之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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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民主政治不是民主政治之外的唯一选择。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处于政治或“集体选择”领域之外。当法律沉默时，决策权“交给个人”或“留给市场”。如果这一称谓没有被别人使用过的话，可以把私人选择叫做“第三条道路”——民主与独裁之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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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部分的人类历史中，宗教是一项国家责任。认为政府可以没有国家宗教的主张是匪夷所思的。一切都发生改变了，现在个人可以自己决定信奉哪种宗教了——如果有的话。尽管只是表面文章，这种宗教的非政治化却并非民主。多数派现在和独裁时期一样对于我的宗教并没有太多发言权；在两种情况下，法律都忽略了公众舆论。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经济生活的很多方面也同样不民主地免遭联邦及州政府的管制。[44]市场周期性地在从最低工资到国家复兴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的所有方面打败民主。除非你是一个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否则你必须接受这一切可能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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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诚的民主人士常常认定民主与市场是替代关系。库特纳称：“民主国家仍然是市场的主要制衡物。”[45]他们的抱怨是，因为公司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公众在关于自己命运的问题上的发言权越来越小。为了“挽救民主”，人们必须重新主张自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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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不无道理。虽然反对者们过度夸大了私有化和反规制的程度，但这些决策是出自多数派之手，且是后者自己把命运交到企业主手中的。但是批评者很少反思这种权力移交是否可取。他们把减少对民主的依赖看作理当需要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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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另一个表现。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在反对一个政府项目时唯一要说的是：“就是因为政府干预。是政府取代了市场！”他将被视作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而打入另册，然后被边缘化。但是当同样一种幼稚的声音以民主的名义响起的时候，得到的将是听众的支持。精明企业的贪婪能比糊涂选民的利他主义作出更好的决策，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为什么不至少比一比它们的表现，而要先入为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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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记得并不是只有在无限制的民主和纯粹的自由放任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那么所谓我们正在“失去民主”的抱怨是尤为没有根据的。仅仅因为有一些民主是有益的或必要的，很难得出我们不应该少一些民主的结论。试想一下放松对电视和广播频率的管制。民主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丧失民主的监督。[46]但是我们很难在娱乐产业看到民主的价值。类似家庭影院频道（HBO）那样的收费电视网络显示，不受多数人偏好制约的盈利动机，是产生高质量、有创意的电视节目的诀窍所在。而民主原教旨主义则抑制了传媒产业其他部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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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热衷民主的人士都承认自由市场是民主的一种替代品——尽管显而易见是一种不受欢迎的替代品。少数人采取的则是更极端的立场，即认为非政治化（depoliticized）选择的理念是不合逻辑的。[47]这一立场在伊恩·夏皮罗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好体现，他对“把集体行动方案视作私人行动的替代方案的不合理观念”提出了批评。[48]“如果社会有可能‘不采取’集体行动”，那么集体决策中存在的缺陷“就可能意味着为反对所有集体行动提供了初步的证据”。[49]而事实上，私人行动是“寄生”于集体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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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产权、契约以及强制执行的公共垄断等制度安排……是由国家创设且维护的，其财政支持部分来自于对那些偏爱其他制度安排的人的隐形税收。对民主而言，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集体行动”，而是民主的治理模式是否优于当前的其他模式。[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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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点是严重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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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即便私人行动要以集体行动的存在为前提，在一些或者绝大多数领域避免集体行动仍然是可能的。仅仅因为一个医生挽救了你的生命，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赋予他能够主宰你全部生活的绝对权威。如果你的生存依赖于医生的建议，你可以听从他的建议；否则，可以按你自己的意愿行事。与之类似，假设我们承认私人行动是政府机体上的寄生者。这并不意味着在一切问题上都必须由主人说了算。没错，反对集体行动的假定与私人行动取决于政府的观点并不矛盾：［如果不依赖政府］私人行动便不能生存，还有比这更好的反对这一假定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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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把夏皮罗的论点反过来说也照样成立。集体决策“寄生于”市场经济创造的财富。如果不是企业向选民和政治候选人提供衣食住行，很难想象能有一个有序的投票。难道这能表明与每一项政府管制有什么内在冲突吗？几乎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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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认为私人行动天生地寄生于或依赖于集体行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黑市的存在证明产权与合同在没有政府准许的情况下仍然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两个毒贩子之间依然能够涵义确切地说：“你偷了我的可卡因”，或者“成交”。的确，黑市不仅证明产权与契约可以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继续存在，而且证明即便面对政府的坚决制止也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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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些反对者相反，更多依靠私人选择，更少依靠集体选择的建议并不存在概念性错误。这个提议浅显易懂。事实上，反对者的反驳是如此不堪一击，以至于他们之所以受欢迎只能看作是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另一种表现。人们想把民主之外的选择排除在外，从而避免让自己的信仰受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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