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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举例来说，价格可以因为伯特兰竞争（Bertrand competition）和竞争性垄断而趋向于边际成本，而非仅仅因为完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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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Emerson（n. d.：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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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Bastiat（1964a：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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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进一步的讨论，参见Caplan（200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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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对巴斯夏的政治经济学的评介，参见Caplan and Stringham（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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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Bastiat（1964a：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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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关于这个问题，参见Frey（20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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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Keynes（196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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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结论 为愚昧研究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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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声称同一个人在作为经济行为体时能够以一种理性和有远见的方式行事，却在投票时变成了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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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腾·佩尔森（Torsten Persson）和吉多·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政治经济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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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产生了大量显然事与愿违的政策。经济学家强调贸易保护和价格控制是愚蠢的。其他领域的专家自有他们的不同意见。这些政策如何成为可能？主要有三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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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辩称被质疑的政策有其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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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2：认为政客与特殊利益集团破坏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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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3：解释政策如何可能既受欢迎又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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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回答几乎没有任何说服力。如果一个教授花几个小时去研究一份字迹潦草的不及格的答卷，试图找到它所蕴含的真知灼见，我们一定会哑然失笑。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花费精力去为错误的政策寻找它的合理性呢？它们的典型的支持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辩驳。绝大多数人甚至没法说出专家们主要的反对意见是什么，更别说作出应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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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回答在智识上要更令人满意一些。[2]一项整体效果消极的政策仍可能对少数人有巨大好处。尽管这种解释在最近几十年里获得了学术关注，但它仍存在两大缺陷。第一，理论上讲，多数人仍有很多办法可以轻松夺回政治主导权。[3]第二，对于公众观念的经验研究证实，现状——包括且可能尤其是那些事与愿违的政策——是有广泛民意支持的，且政客是顺应公众舆论的变化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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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实将我带向了第三个回答。的确，既受欢迎又事与愿违的政策似乎是相悖的。常识告诉我们人们支持最有效的政策。[5]经济学训练通过将民主参与比作市场消费，更强化了这一假定：如果政策如此糟糕，为什么选民还要一再把它放到自己的购物车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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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会发现悖论并没有那么严重。把投票与购物进行类比是错误的：民主是一种公共品，而非市场。个体选民不是用选票去“购买”政策。相反，他们把选票投进一个巨大的公共池子里。社会结果则取决于池子的平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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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池子的情况下，经济学家通常担心出现最糟的结果。如果不注意聚合效应（the aggregate effect）的话，人们就会把池子里的水弄脏。他们之所以疏忽了民主，我判断，主要是因为这种污染很难被察觉。这不是寻常的物理性 污染。民主遭受了一种更加抽象的外部性：系统性偏见的精神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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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济学家很少讨论观念的消费价值，但这个想法在直觉上是合理的，在理论上也无可辩驳。从经济理论角度看，任何东西都可以是一件“商品”。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人们所关心的“商品”之一就是他们的世界观。没有人愿意发现自己的宗教或政治信仰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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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认同这一点，你只需把它和基本的消费理论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到我的理性的胡闹模型。对非理性的需求数量，就像对梨子的需求数量一样，随着它物质价格的上升而减少。但是，如同经济学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这个平常的假定引发了一些让人不安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现实中的物质激励使我们得以抑制自己的非理性。但是我们有什么动机去理性地思考政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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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如不理性你将获得糟糕的政策”，这样的恐吓是一种合成的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民主让选民在不承担个人成本的情况下享受到非理性观念的心理收益。这当然不是要否定心理收益的价值。但是这种权衡取舍不是社会最优的；民主过分强调了民众的心理报偿，其代价就是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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