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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基本法》的确使日本农业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得以维持和发展，而且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肯定《农业基本法》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农业基本法》的基本思想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具体来说，《农业基本法》认为农业和工业具有相同的性质，对农业部门的资源分配也要以市场效率的高低为判断标准。关于这一点，后文还会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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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工业的非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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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我们强调，在农业问题上应该回归人类发展的原点，从农耕这一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将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来观察。农业不仅具有生产维系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料这一最基本的功能，还在保护环境、在生产活动中避免实质上的自我异化，以及维持社会整体稳定等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农业自古以来就发挥着而且将来还会继续发挥这些作用，这样的农业难道应该和工业同台竞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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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特性，农业如果以效率为基准和工业部门比较，必然会面临很多不利条件。工业部门在市场效率方面具有农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工业部门的生产过程中，规模经济占支配地位，这与工业生产自身有着本质联系，而规模经济的结果之一就是生产主体的不断扩张，最终表现为巨型企业以及垄断式的市场构造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形成的过程已经远离完全竞争的状态。农业虽然一般也存在规模经济，但在程度上无法与工业部门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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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投资的政策倾向，使得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在生产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情况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认为扩大工业部门的规模，特别是推动重化学工业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日本的经济发展。这种带有偏向性的思想并不一定为日本所特有，但是不可否认，引起的政策导向对日本经济发展过程的影响尤为严重。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的大规模工业用地开发不断走向顶峰，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表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以鹿岛工业区为首的大面积临海工业基地的建设。在这些工业基地的建设过程中，国家及各地方自治体政府发挥了核心作用，从制订计划到付诸实施，全程处于主导地位。像这样以公有资本为主体，建设生产基础设施的做法，对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日本重化学工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我们很难准确评价，但是不难想象，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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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业的政策倾向，不仅体现在建设工业基础设施上，还包括促进出口贸易的各种税收优惠，以及为引进技术而制定的各种扶持措施。需要指出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绝大部分都被吸收到了工业部门中。这源自于一种社会偏见，认为与农业部门相比，工业部门更现代、更创新、更城市化，伴随而来的还有工业部门极高的投资回报率。显然，工业部门的劳动者和技术人员的收入水平大幅高于农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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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得益于工农业整体都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部门之间的相对差距拉大才没有酿成政治问题。原因之一是日本农村从封建时代延续至今的封闭性。另一个原因是日本农业中最基础的水田耕作，唯有通过村落共同体才能实现。个体的农民逐渐对农耕失去了主动性和积极性，他们甚至开始期待自己的后代能够离开农村，移居到城市从事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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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基本法》充分地发挥了自身的作用。在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中，引导一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实现工业化，农村的存在价值仅在于提供优秀人才。曾经有一种观点的核心意思即认为，在就业、收入及生产的统计中，农业的重要性相对越低，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增长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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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整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种思想创造出来的局面，无论对工业还是农业，都非常令人满意。特别是工业部门在生产、就业、收入水平等各方面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农村人口的流出，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向工业部门，也给农业带来了人均生产力持续高速提升的奇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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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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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上述情况表现为日本农业的相对地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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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新古典经济学乃至新李嘉图学派（neo-ricardian school）的理论可以这样来解释：在日本经济中，土地与人口以及经济活动水平的相对比率都显示出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要最大化日本经济的效率，在资源分配中应该使用尽可能少的土地，最大化单位面积土地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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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观点，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理论下的国际产业分工就是日本经济乃至日本农业最理想的方式。即每个国家都专门生产需要更多地使用本国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的商品，从别国进口需要更多地使用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的商品，因为从经济福利的角度来看，这样更有利于国民经济。对于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日本来说，就应该尽量缩小农业这种土地密集型产业，着重发展工业，这样的做法才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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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基本法》背后的经济思想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如出一辙，而 GATT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共同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关系。这些协定和组织，以及上文提到的政策，都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提倡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认为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将提升世界各国的经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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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国家的政策选择并不是在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思想立场的基础上做出的。但是，从经济高速增长期末开始，针对日美之间悬而未决的贸易摩擦，美国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依据的就是上述经济思想，也正因为如此，才让这些不合理要求看似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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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立场，一国的理想产业结构可能是这样的：在国内废除与生产、流通、消费有关的各种政策性介入，在国际上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让贸易自由展开，资本自由流动，最终实现最有利于该国经济福利的理性产业结构和就业状况。这种理想的产业、就业结构无法事先规划，它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事后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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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主张，鉴于日本经济中土地资源相对稀缺，最为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就是完全消除农业部门，将全部资源都集中在工业部门。我曾经在某次会议上指出，农业对保护自然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当时有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学者竟然扬言，只需将所有农业用地改建成公园就能实现保护环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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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以及基于这种思想的政策命题是如何脱离现实，染上反社会的性质的，对此我不再赘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政策命题的理论基础存在着严重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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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上述理论中经常会用到国家的“经济福利”水平这个表达方式，但是它的概念定义非常模糊，有时甚至自相矛盾。当他们说一国的“经济福利”，会设想代表性的个人，基于这个代表性的个人享受到的边沁（Jeremy Bentham）式效用来评价资源分配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被无视，企业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仅仅意味着生产要素的瞬间结合。而且，在这个设想的世界里，既不存在人们从事生产的职业自豪感，社会及文化的悠远芳香也会消失殆尽。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人就像零星飘散在虚无世界中的一个个气泡，是一种非人性的、抽象的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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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第二个谬误是它假设生产要素完全可变，即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可以随时根据市场条件的变化，自由地变更自身的用途。以农业为例，意味着农业失去比较优势时，分配到农业中的生产要素可以不耗费任何金钱和时间成本转用到工业部门。相反，农产品国际价格上涨，农业重获比较优势时，原本用于工业部门的生产要素又可以不耗费任何金钱和时间成本转用于农业部门。显然，现实情况不可能满足以上前提条件。但是，可变性却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可或缺的基础。如果无法满足这个条件，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就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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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即生产工具或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也就是说，所有制约生产活动过程的生产要素都是私有的，分属于不同的经济主体，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在这个制度性前提的基础之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才能够成立。换句话说，它的理论前提是，不存在像社会共通资本这样按照某种社会标准而非私有标准创造或使用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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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共通资本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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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农业问题时，必须将农业生产的地点和在当地工作、生活的人作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要在“农村”的概念框架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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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不仅要在经济层面上实现稳定发展，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也需要稳定发展。因此，农村的规模必须保持在合理稳定的水平。这一点从前文论述的农业特性中也很容易推论出来。特别是，一个国家想要维持较高的社会文化层次，就需要有一定规模的出生、成长于农村的人口，通过农村与城市的不断交流，才能创造出必要的、优越的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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