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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领导下的共和党把大萧条的原因归为国外因素。而秉承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和罗斯福则认为更重要的在于国内原因。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两党的想法也自然迥异。国家确定无疑地站在一个生死攸关的岔路口，至于何去何从，胡佛和罗斯福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品质人格和政治哲学分别向选民们表达了自己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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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佛总统和共和党来说，复兴是“至善”之计，改革是次要补充。胡佛总统坚定地相信地方自救精神。无论是为了复兴还是为了救济——救济一般被认为在三个R（即改革Reform、复兴Recovery和救济Relief）中最为紧迫。胡佛认为，如果继续以联邦贷款支持商业信用机构，大萧条就会平稳度过，一切都转危为安。他支持金本位，如此便使“美元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柜台上流通”。他还支持高关税，并郑重地警示公众说：“一旦取消关税保护，千百座城镇将荒芜，大街小巷荆棘满目，而数百万农场的沃野却野草丛生。”1932年夏秋之交，一场行动温和的改良——RFC减缓了银行倒闭的速度——发生，共和党人为之欢呼叫好，但普通市民却眼巴巴望着自己微薄的薪水袋，望着施舍处和等待领取救济的长队，几乎未能感觉到形势有任何好转。人们热切地渴望实质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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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和罗斯福则认为，复兴虽然重要，但当务之急应该采取改革措施，这才是复兴必不可少的因素。其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各项：为下一次崩溃设立保险，建立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体系，抑制生产过剩，增加联邦贷款以用于失业救济，与其他国家订立互惠贸易协定。政府应保证“撤出私人企业发挥作用的所有领域”，“除了那些和公共利益相关的公共工程和自然资源领域等发展必不可少的领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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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所作的行动承诺，迅速赢得大量对胡佛总统不满的选民的认可，人们甚至连带认可了罗斯福的乐观和自信——“失败不是美国人的习惯。”他在乔治亚州奥格尔索普大学演讲时说：“人们都有常识经验，据此我们应该不断地尝试；一种方法失败了，就坦率认错，并尝试其他的方法。这其中最关键的是，我们总得去尝试着做些什么。有数百万人民身陷贫困，如果能解决他们的困难、能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就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时，我们不会一言不发地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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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早期言论涉及到明确解决方法的内容并不多，但随着竞选活动的深入发展。这些解决方案越来越明晰，其中包括：改革控股公司，保护投资者免遭欺骗，互惠税率协议，筹建田纳西河与哥伦比亚河上的联邦发电厂，放松农业抵押贷款负担，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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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旧金山联邦俱乐部说，“私营经济力是……一种公信力”，他还频繁引用那些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光彩暗淡的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的进步主义理论。还有几个场合，这位由民主党推出的候选人似乎希望能安抚每一个人的心，他热切地渴望能取悦他们。他非常认可“稳健货币”政策，但却没有就它给出明确的定义，他厉声批评胡佛“在过去的日子中不计后果、过分奢侈地浪费”，结果致使政府支出从1927年的20亿美元增长到1931年的30亿美元；然而，此时此刻，他愿意挺身而出、临危受命，为联邦当局担负起已经比先前增重了很多的担子。1932年的总统竞选，是罗斯福政治生涯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在1932年4月7日发布的早期“广播演说”中，罗斯福将其对底层社会的关心用一个短语具体化了，“处于经济金字塔底层的被遗忘的人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短语的词源是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坚持反对那种“改造世界的荒谬努力”，并坚持认为“不适者生存”是那些多愁善感的改革家们鼓吹出来的，这简直是公开侮辱人们的勤劳和节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蒙德·莫利刚好割裂该词语的上下文，作为罗斯福私密顾问圈子中最著名的成员，莫利把“被遗忘的人”这个说法引荐给了罗斯福。后来，罗斯福的私人顾问圈子被一位新闻记者称为“智囊团”（the brainstrust），这个绰号很快被通俗化为brain trust。不久之后，罗斯福当选后将其为美国公众制定的伟大目标定义为“更富足的生活”，并把自己的政治立场明确为“中间偏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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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知道困境中的老百姓需要什么。他的每次演讲内容，既煽情又确实有“实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每次演讲都被人们反复提及，其中最不可或缺的词语是“新政”（New Deal）。罗斯福在接受竞选提名时对公众说：“我向你们保证，也向自己承诺，将为美国人民开启一场新政。”“新政”一词带有社会正义的意味，曾被马克·吐温作品中的“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所援引；在罗斯福发表声明之后的8月末，斯图亚特·蔡斯的一本书即以“新政”作为书名。在一小段时间中，罗斯福和追随他的公众决定性地谈论这次新政，这个词语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的亲戚西奥多·罗斯福曾经宣扬的“公平交易”（Square Deal），以及民主党上一任总统威尔逊所秉信的“新自由”（New Freedom）。不管它是受人称赞，还是被人谴责，这个词很快就成了那一时代最流行的政治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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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步步紧逼，不给胡佛还手之机。在内华达州埃尔科市发表了一篇广播宣言，胡佛总统终结了自己竞选连任的活动。在这次广播中，他说：“我们是一个富于进步性的国家。我们希望看到国家阔步前进。但我们对进步的方法存在严重的分歧。……我深深地感觉到，共和党是我国历史上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为进步的党。”他警告选民不要被“那位置身于彩虹般美丽的空话中的谬误之神误导进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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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了最后的演说，他说：“下届政府一定再不能代表部分美国人，而应代表所有美国人。我们的头脑和心灵，我们所有的肌体器官，都应该首先用来对抗我们真正的敌人。这个真正的敌人乃是饥馁、匮乏、无安全感、贫穷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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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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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总统大选前夕，胡佛向他的助理说：“我想对你说，我们麻烦大了，反对我们的是600万失业者、1万名要补助金的边疆穷人，还有那些种了玉米却卖不出钱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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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权在人民的手中。以2300万对1600万张选票的优势，罗斯福当选为总统，他征服了几乎所有的州，只有6个州（其中4个州在新英格兰）例外。稍后，民主党还扫平了参、众两院。评论罗斯福早期改革运动时，有位身经百战的进步主义者，名叫威廉·艾伦·怀特，他40年来一直待在堪萨斯州报社里机警地注视着这个旋转的世界，他将这次压倒性的胜利视为——“美国人生活中展现出的新姿态，……这是美国人民共同意愿的强有力的表达，人们愿把政府当成可以为人类谋求福祉的一个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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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国家开始关注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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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竞选，胡佛称之为“两种政治哲学之间的竞争”，认为它是个人主义对严格管制的挑战。而罗斯福却认为这次竞选乃是国家在两种繁荣理论之间的抉择：一种理论是试图让富人更为富有。希望从富人手指缝中漏些残羹冷炙落到普通人的头上；而另一种理论却是“如果我们让普通大众都生活得舒适而安全。那么普通阶层的繁荣就会像酵母那样带动各个阶层都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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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理论的实践，主要意味着为了维护普通公众的利益，政府应该严格管理财富、不讲情面地向利润和收入征税，同时还要更慷慨地支出。两个理论的分歧主要在于，政府所做的这些事是不是政府的正当事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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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是一个扎根于美国农业社会而非工业国家的自由主义贵族，他秉信托马斯·杰斐逊、查尔斯·平克尼和爱德华·利文斯顿等宣扬的早已为美国公众所认可的一种传统观念，这种观念使国家管理者在公共服务职责中，对弱势群体充满深切的关注。似乎是自己的身体残疾，使罗斯福对所有弱势者有着一种本能的同情。罗斯福是个支持公平竞争的人，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满怀热忱地公平对待所有人。在自己患病以前，他只听别人描述过极度穷困生活的压力和穷人所承受的榨取；而在他病后康复期间，曾经有些妇女工会联盟组织的热心者去看望慰问过他，这些可能是他对劳工阶层、对医疗事业、对工资问题的态度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罗斯福拥有许多可敬的品质，其心地高尚和想象丰富相较于他客观冷静的理智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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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那些反对他的人们则喋喋不休、反反复复地强调，罗斯福生于富贵之家，总是对金钱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贵族姿态，这一点跟农民出身、白手起家的胡佛明显不同。无论是身无官职的平民时期，还是当上了纽约州州长后，罗斯福都显然是个挥金如土的人。在他看来，把金钱用在提升人类福祉方面，远比预算平衡和吝啬省钱更有意义；他从没有像柯立芝和胡佛那样对华尔街的大亨们恭恭敬敬。他所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多数是快速从他接触的人那里学习而来的，尽量这些知识偶或不可避免地缺乏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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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土豪”，罗斯福像杰斐逊那样特别重视农业问题，尤其是农业资源保护问题。他认为，国家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浪费，远比那些批评他的人们所反感的财政浪费更真实、更严重。事实证明，在以简单明了和充满戏剧性的自由主义使公众心甘情愿地被他同化这一方面，他极富天才手腕。他的方向感往往比他的逻辑判断力更好。他是个天生的航海舵手，能够一帆风顺、见风使舵，充分地借助风向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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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新政”理念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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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究竟向人们允诺了什么呢？其实，它跟美利坚合众国最古老的期盼是一致的——《独立宣言》中所言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它是一场“促进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试验。其实对于这种美好目标的追求，早在19世纪便从个人转向了社会秩序层面，从乌托邦式的社会空想转向了对全国经济的通盘管理。国际贸易和铁路公司从19世纪80年代就受制于联邦立法，早在美国成立初期就确定了其他一些形式的监管，比如对货币和外贸的监管。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对“富豪罪犯”的限制，是西奥多·罗斯福时呼吁过的。而“农业救济法”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威尔逊主政期间的“乡村信贷法”和哈丁、柯立芝主政期间的“谷物与商品交易法案”。这一时期，威斯康星、纽约、马萨诸塞和堪萨斯等比较积极进步的州，已经在农业救济、水力管制、失业保险和养老金等问题上先行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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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老牌的欧洲国家如瑞典、英国等，早在大萧条之前就已经确立了政府管理和社会保险制度，更不用提极端集体主义的国家苏联了。早在20年前，赫尔伯特·克罗里在《美国生活前瞻》（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一书中写道，“再也不能将民主的保障视为必然的过程，而必须把它视为只有通过计划和管制才能达成的目标”。在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的构想中，“新政”的宗旨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的顾问班子中尽是些年轻学者，有的是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和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教授的嫡传弟子，其他人则是罗斯福担任纽约州长时在纽约社会工作实践学校里培养出来的。按照这些年轻顾问们的构想，“新政”应该是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大企业与小私企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农业与工业之间、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之间、粮食丰收年与歉收年之间的一种制衡体系。然而，他们坚持认为——此前被忽视了，一些利益群体需要得到特别的支持和鼓励。他们还认为无论哪个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其发展都要依赖于包括劳工和农民、白领工人和中产阶级消费者在内的整体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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