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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福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绩和进展。设立于1933年10月的土壤侵蚀局（即后来的土壤保持局），开始不断地在地图上标出一些由农民和政府合伙完成的样板工程。到1940年，已有534个这种项目正式运转，每个项目平均占地25,000英亩，绝大多数项目的服务工作由民间资源保护队（CCC）来完成，CCC服务人员就在项目的附近地区驻居。1934年通过的“泰勒放牧法案”，其宗旨和自然保护的目的相像，该法案批准8,000万英亩公有土地禁止过度放牧，因为过度放牧是人类滥用土地，导致干旱加重和风灾损害蔓延，以致放牧区几近无人定居。同年，行政命令再次拨付1,500万美元，用于从加拿大到德克萨斯北部地区种植宽为100英里的“防护林带”，以防治风害、保存地面湿气。尽管由于政治反对者对此项目大加嘲讽，最终使得这一项目流产，但该项目使很多农场经营者改变了观念，并发自内心地叹服它所包含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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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尘土盆地”的真实例子中明明白白地意识到采取这些自然保护措施正迫在眉睫。“尘土盆地”包含堪萨斯、俄克拉荷马、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和德克萨斯等州的100多个县，这一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被人们过度开垦耕种。当时，盆地四周边缘处的农作物种植比腹地深处平均利润和平均降雨量都要大。然而，自1933年后期，移民者们开始在一连串的干旱和风暴中，品尝到自己种下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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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3年冬天和1934年，狂风肆无忌惮地席卷从南北达科他州到俄克拉荷马州的广大农场，正午的天空被风沙遮掩，栅栏和机器被飞沙走石埋藏，数以千计的居民区变成不毛之地。除了人类过度开垦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外，土壤表层随即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尽管大风沙不像其他浩劫那样惊惶失措，但也足以让无数人损失严重、惨遭不幸。那时候，西南地区的大路沿途最常见的情景是：无数饥馁而迷惘的成年男女推着手推车或婴儿车，车上乱七八糟地堆满破破烂烂的家庭生活用物，小孩子步履蹒跚地跟在大人们后面奔波。还有人驾驶快要报废的廉价小汽车上路，被褥、水壶和饭锅都用绳子捆在一起，以方便路上随时取用。这种破败萧条的惨状，如风沙一样飘泊的老百姓的生活，无疑是远离美国传统乡村生活的悲惨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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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曾在诗中描述过这些徒步跋涉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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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禁怀疑这是美国的自由之梦 不是那可相倚靠的藩篱来语告事实： 再没有家园以庇护他们 在所有人可耳闻倾听到的地方告诉他们： 不要在这些地方，不要有狂风的吹卷 不要有狂风的吹卷，也不要有大雨淋漓…… 男人们从不讨论正伸向远方的道路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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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困难的几年中，估计有近100万人被迫走在背井离乡的漂泊之途中，他们要么是从“尘土盆地”走出来的难民，要么是失去家园的佃农，要么就是被农业和工业所抛弃的失业劳动者。联邦紧急救济署的临时救济帮助了约20万个家庭，受助人数最高的月份是1935年4月，有341,428人登记在案。联邦紧急救济署向受救济者提供食品、衣物、庇护所或露营地、流动医疗点，还为临时工提供工资。绝大多数接受救济的人是土生土长的白人，他们在1929年之前大多能自力更生、有稳定的收入；只有约五分之一的人常年无所事事、四处流浪。农业保障局率先向尘土盆地和几十万遭遇自然灾难的南方家庭发放小额生活费，以劝阻他们不要加入难民大军；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农业保障局接管了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大部分活动，此外还向公众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许多对该项目持批评意见的人们，指责联邦政府拿钱助长了流浪和偷懒，但这些人却没有提出可以替代此项目的有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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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那些个体的跋涉者大多来自纽约、芝加哥、匹兹堡等城市，但以家庭为单位奔波在旅途中的人们，大多来自农村地区，其中1935年，大多数四处漂泊的农民来自俄克拉荷马、德克萨斯和密苏里等州。主要受这种人为因素的负面影响，1930至1940年间俄克拉荷马与德克萨斯的白人农民人数分别减少6％、7％，农村黑人人口分别减少27％、13％。1890年有“捷足先登者”之称的俄克拉荷马州人和他们的孩子如今放弃了在全国最后一块拓居地的艰苦奋斗，以庞大的数量开始踏上迁居之路。他们用破旧的汽车取代了当年拓居者们的大篷马车，以对生存希望的渴盼代替了拓居者们的冒险精神，他们一路向西，沿着66号公路漫无目标地前行，他们进入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果园、蔬菜园和葡萄园劳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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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5年仲夏开始的为期四年时间的大迁移过程中，约有15万名来自“尘土盆地”的农民越过亚利桑那州的边境，进入有“黄金州”之称的加利福尼亚州。这些新来者的极度贫穷引发了当地人们的极度恐慌，以至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全年俱乐部”刊登广告：“警告！我们欢迎大家来加利福尼亚度过一个心情愉快的假期！但奉劝大家别来这里找工作！”不过，很多新来者在当时盛行的集体农业生产方式下找到了季节性的临时工作。加利福尼亚1939年有15万名农场主，但大规模经营者不足3,000人，且多数属于“农场主联合会”组织成员，这些农场主以不足温饱的工资雇佣了20万名农业季节工。这个团体强烈抗议美国产业联合会于1937年推行的在农业劳工中组建工会的计划，与美国产业联合会的对峙状态日渐紧张，直到世界大战临头使得军需物资的需求激增而促使雇工的工资有所增长，“农场主联合会”与美国产业联合会的矛盾才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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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尘土盆地”开始呈现缩小的趋势，这要归功于种植防护林带、农业部推行旱地耕作培训、小型灌溉工程的发展和水库的修建、若干地区农场扩大和退耕返牧、农业保障局指导下的居民迁移和复兴，以及联邦和各州地方政府机构联手采取的其他措施。这一地区曾经受到严重侵蚀的土地面积，1935至1936年间约有600多万英亩，到1939年减少到100万英亩以下且主要分布在边缘地带。降雨量的增加也起到辅助作用，但如果没有人们主观上的深谋远虑，降雨量增加对“尘土盆地”的缩小不会产生多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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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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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次“新政”向区域主义的突进中，人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首先是通力合作——显然，人们在联邦和地方专家们的指导下生产生活，能够实现无论是人民还是政府都不可能单独实现的奇迹。其次，以某种方式对联邦的合适地区进行规划开发，虽然这些地区有各自不同的特殊条件和利益结合点，但这种规划开发不会像地方主义者所担忧的那样削弱国民经济和人们的忠诚度，反而会增加后两者。“求同存异”是其理念。州际贸易的这一原则，不仅应用到商业贸易领域，而且还应用到社会和文化交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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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公认在区域主义的行政管理方面存在潜在的风险。管理层中那些热衷于革新“新政”的“联邦主义者”们、那些狂热的空想社会改良家们，极可能会削弱地方的主动性、多样性和民主施政，从而把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和“技术决定论”压到普通公众的身上。在狂热的保护土壤、水、林木和矿产资源的热潮中，在庞大的工程项目所激起的兴奋中，本应是真正受益者的个人，却有可能被当政者忽略掉。幸运的是在立法者中有诸如戴维·利连索尔和哈考特·摩根等英明人士，他们是TVA创建初期的领导人，懂得如何规避那种危险。利连索尔曾亲口说道，“在国内项目中，我们最为关注的是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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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可以坚持独立地做出几乎所有的决定，而不必受制于华盛顿，这不仅意味着基层责任取代了官僚主义的“扯皮”。还意味着那些技术专家和官员们都必须与他们所服务的人民共同生活和工作。这里不允许官员“缺席管理”。坚持与地方团体合作——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协会，还是公民权力委员会（它们偶尔会否决TVA的计划），反对联邦政府的合并计划，即使那种合并能“用汉密尔顿的理论达成杰斐逊的心愿”。在政府管理模式正迅速走向中央集权化并有可能向权力病态发展的时候，田纳西流域管理局阻止了日益增长的工业和金融权力的集中化，并大力推进和发展了政府权力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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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们长途跋涉的故事被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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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1704457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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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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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多年来的城市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妇女解放、高生育率移民的减少、中上层阶级当中的晚婚和节育，所有这些都削减了美国家庭的规模。国内人口继续增长，但增长速度相比从前明显放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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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1704457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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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计划生育”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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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抚养子女的成本增加，大萧条使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得以加强。1930至1940年间，家庭平均规模的削减速度超过此前的任何一个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