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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削减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生育”的人为结果,就像老罗斯福时代的“种族自杀”、20世纪20年代的“控制生育”一样。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只有28家节育诊所。查尔斯·G.莫里斯的长篇小说《种子》(Seed,1930),如实地(即使有点吃力)反映了这个问题现状的两个方面,该作品因为掀开“一个被多次讨论、但最近才进入印刷品的话题”而备受评论家们褒扬。1873年由国会制定、除北卡罗来纳和新墨西哥州以外其他各州竞相效仿的“康斯托克法”,依然把这个问题限定在古老的条条框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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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节育的声音。捍卫传统秩序主要是南方乡村及积极活跃的天主教教士团。在童工依然是机械化替代品的南方地区,很多父母仍将大家庭经济模式视为可以带来福气的方式。1931年6月,南方长老会代表大会由于联邦基督教协进会认可节育而宣布退出该组织。尽管天主教徒生育率自1920年以来在明显下降,但正统的天主教仍然坚持不懈地反对节育。但教皇庇护十一世于1931年在其教谕《基督徒的婚姻》中认可了所谓“自然方法”或者“安全期”的说法。关于“安全期避孕法”的图书立即充斥美国市场。尽管节育临床研究所认为这方面的技术尚不可靠,但毕竟把天主教教义跟现实生活紧密地协调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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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舆论坚定不移地支持节育。大萧条初期,《农场与炉边》杂志(Farm and Fireside)的读者中曾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支持和反对为计划生育提供医学咨询的人数比例为2:1;西尔斯一罗巴克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就将避孕物品列入邮购目录中。1935年1月,新教的《牧师》杂志(Churchman)对订户进行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是人们几乎一致支持节育。次年,一次在群体特征不同的人群中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与《财富》杂志的调查相同:三分之二的人支持节育。近年来,这一趋势仍在稳步加强,女人比男人更热情地拥护节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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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育”行动,日益显现。1936年,美国上诉法院的一份裁决放宽对联邦法律的一些解释,扫清了那些妨碍医生向患者提供避孕问题指导的障碍。1937年6月,美国医学协会最终承认该课题属于合法的职业实践,很多州的医学协会也纷纷跟进表态。到1940年,几乎每个州都将医生对患者进行出于健康原因的终止怀孕的指导合法化了。有两个州例外: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因为这两个州的天主教势力于20世纪30年代晚期与顽固保守的新教势力联合,迫使州内关闭了节育诊所。到第二年年底,全国总共有了746个指导病人终止怀孕的医疗中心,均接受政府安排的医学指导,并且有近三分之一的诊所靠公共经费维持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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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罗来纳州第一批由州政府资助的诊所于1938年设立,这些诊所在不足三年的时间内给75个县4%的贫困妇女提供了医学方面的指导。南卡罗来纳州立即以这位邻居为榜样,1941年初阿拉巴马州也效仿,纷纷设立类似的诊所。1939年,节育联合会(该协会不久后改名为“计划生育联合会”)报告说,其“乡村卫生计划”有13个州的23,500位母亲参加,其中1,500位母亲生活在迁徙者营地里。尽管参加这个项目的人数不多,活动的覆盖面也有限,但它依然是这一时期缓解贫困的一个重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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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生育率与儿童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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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范围看,最贫穷地区的生育率比正常的人口生育率高出77%,而在生活最富裕的地区,生育率比这一正常数字低了17%。很多领救济的家庭往往有很高的出生率,这激起公众对“施舍婴儿”现象的普遍不满,同时还对那些有能力照料和教育后代的富人却不愿意生儿育女表示遗憾。医学的发展、公共卫生的进步和生活习惯的改良使得人均寿命由1920年的56岁提高到了1940年的64岁,但儿童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却在稳步下降。结果,在1938年美国10岁以下儿童的数量比5年前约少160万,小学生数量的下降反映出这一现象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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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给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带来了严酷的考验。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加深,饥饿和匮乏突然降临到几百万孩子的头上,这些孩子有的生在富裕之家,也有的出生于底层家庭,从布鲁克林贫民窟到乔治亚州的松林沙地,这些孩子的身影遍及各方。1933年10月的救济人口普查,名单上16岁以下的接受救济者有42%,然而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却只有31%。一年后,经济保障委员会的报告也称有800万孩子靠救济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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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除了斥巨资用于对养家的父母亲们的直接帮助和工作救济之外,还启动了某些帮助贫困青少年的特别计划。联邦紧急救济署雇佣失业的保姆照看小孩,并开展免费学校午餐计划。还有一项更持久的措施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准许每年拨款2,475万美元用于帮助那些靠别人抚养的孩子,拨款380万美元用于母婴保健,拨款150万美元用于帮助被人遗弃无家可归的孩子,还拨款285万美元用于帮助残疾儿童。这一计划在各州得到了因地制宜的、衷心的支持,1939年,国会增加了它的拨款。亨利·华莱士所提出的“民主的遗传基因”也得到人们的注意和认可。由于政府为母亲们提供了更好的照顾,这在相当程度上使全国的母亲死亡率在1934-1938年间下降了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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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现象与法律保护。1930年,14至19岁之间的青少年中,40%的男孩子和23%的女孩子都是挣工资的童工。此后十年间,由于法律的限制和学校教育的发展,使得童工数量持续减少,到1940年,男女青少年打工挣钱的比例已经分别降到35%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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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夏,纺织行业在国家复兴署就棉花法规举行听证会的时候戏剧性地出台了一份法规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招收不足16岁的孩子进工厂劳动。考虑到当时正推进的新最低工资标准,这样的法案应该是一个相当有水分的让步之举,但仍然在委员会的会议室里赢得了人们的欢呼,并在全国各地赢得了鼓掌喝彩。该修正案使150万青少年离开工作岗位。1934年1月3日,当罗斯福总统告诉国会“童工被废除了”的时候,他显然忽视了一个未引起人们注意的领域——那些不受国家复兴署监管的农业领域,依然是个童工大雇主,全国有50万名年龄在10-15岁之间的孩子在农田里挥汗如雨。南方佃户的孩子是最苦最累的受害者,他们往往从六七岁就在地主的农庄里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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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撤销国家复兴署之后,童工现象有所抬头;因此,1936年出台的《沃尔什一希利法案》要求雇主们严格遵守政府规章,禁止雇用童工;次年,联邦政府支持了一部禁止甜菜种植园主雇佣童工的法律出台。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案》迈出的步子更大,禁止雇佣不足16岁的青少年从事工业工作,禁止雇佣不足18岁的青少年从事危险或对身体有害的工作。不过,该法案的保护范围没能涵盖在工厂以外工作的童工和在纯粹州际公司干活的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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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曾经于1924年首次提交国会的“童工宪法修正案”仅在1931至1941年间就因为成年人劳动力过剩和最低工资的限定,而得到23个州立法机关的批准,此时,距离正式批准所必需的36个州只差8个州了。1937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该修正案在各个州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超过四分之三的州认可该修正案。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在雇佣童工现象最严重的几个州,资方利益集团发起了反对这项修正案的议会游说,另有几个州认为这方面的事应该由地方政府决定。因此,1938年,纽约和马萨诸塞这两个工业州坚持遵照本州的制度来处理童工问题,而密西西比州这个主要的农业童工雇主则反对该修正案。有人叹气道,该修正案历经这么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变成了一纸空文。不过,这种观点由于1939年6月最高法院支持修正案而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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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刚长大成人,就开始找工作,他们希望得到的工资不仅仅是付给童工的那点微薄的小钱儿,而是一份可以维持生活的工资,他们不得不与严竣的就业形势发生正面交锋。从离开校门,到找到第一份工作,这当中的时间间隔一直是段难以确定的空档,这段空档在大萧条时期变得更宽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超过四分之一的年轻人在20岁左右时找不到固定工作;从整个青年人现状看,从他们离开校门到找到工作,平均要等两年左右的时间。五分之四的青年人继续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其中包括有将近一半青年人已经结婚。1935年,美国青年委员会估计,占全国闲置人力资源三分之一的约420万名青年人正苦苦求职,未出校门的400万青少年学生中也有不少人在“闲逛”之余四处找工作。评论家就1940年人口普查得出严肃的结论:“青少年失业现象,比其他成分的劳动力失业现象都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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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青少年“盲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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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伊始,许多青少年为了给家里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巴而离开家门,外出寻找工作和冒险的机会。例如,在密苏里太平洋铁路上,来自四面八方的流浪人口和坐在货运厢中的流动工人,从1929年的1.3万人次增长到1931年的近20万人次。1932年,仅在洛杉矶一地,就有20多万人住进免费的小旅馆和午夜收容所中。1932年夏,大多数铁路公司不再阻挡交通洪流,为了避免流浪者破坏密封的车厢而强行进入,火车开始加挂一节或多节车厢,敞开车门让乘客自由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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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公司的人、社会工作者和公众都认为,这些流浪人口既不是罪犯,也不是流浪汉,如果不是受大萧条影响,这些人大多都在上学或者工作。流浪到西海岸的5,000名青少年中,受过9年制教育的人超过五分之三,大多数人还参加过学校或教会组织的活动。近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离开家乡的原因是经济问题,五分之一的人则认为选择流浪是因为家庭纠纷或破裂,七分之一的人有流浪的癖好,有三十分之一的人则是为了逃避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或轻微犯罪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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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大萧条并没有对犯罪率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无家可归的、容易受影响的青少年中。以马萨诸塞州为例,该州的青少年犯罪率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20世纪3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出现了明显下降,而同时期针对财产的成年人犯罪则有所增加。青少年群体多是一些小过失、小错误偶有增加,比如小偷小摸、故意侵入或离家出走。青少年针对财产的犯罪在救济措施松懈时有所增长,1939年纽约市所有因重大犯罪而被逮捕的嫌疑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足21岁;与之对比的是,这一年住在监狱中的犯人高达18万人,十年来增长了将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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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期间,犯罪现象在1932-1934年间达到高峰,但这种现象仍无关乎青少年问题,而主要是大萧条间接造成的成年人犯罪。那些无法通过走私酒类牟取暴利的人,那些从事其他利润不断减少的行业的人,开始干些拐骗儿童、贩卖人口的坏事。国会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针对1932-1934年间的跨州诱拐犯罪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如果受害人遇难,法律对罪犯的惩罚手段中包括死刑。后来,一些头脑浪漫的公众和年轻人们,像崇拜英雄那样崇拜联邦调查局(FBI)及其领导人J.埃德加·胡佛和他的特别密探——“G人”。“G人”是黑社会用来称呼政府人士的黑话。到1936年,电影、青少年文学、广播连续剧和正在兴起的“少年G人”组织,无一不表明:执法至少要比犯法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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