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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伊始，艾迪·坎特的歌《眼下正当恋爱时》（Now is the Time of Fall in Love）通过无线电广播流行了起来，歌词这样哄诱年轻人，由于物价下降，“你挣的那些钱，可以用一个人的生活费保障两个人的生活”。但它起初只改变了少数人的观念。1929年的年轻人结婚率超过了总人口的10‰，到1932年下降到了美国历史上的最低点，不足8‰，仅为20世纪20年代年平均数的四分之三。这些年里人们也不那么轻易地选择离婚了。由于合法离婚是桩很费钱的事，所以越来越多四处找工作无果的丈夫会选择“穷人式离婚”——即遗弃自己那不幸的家庭。因此，合法的离婚率从1929年总人口的1.66‰下降到了1932年的1.28‰，开创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低；1930年的离婚率为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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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的阻力和结婚的动力一样强。因为无论是就业机会还是联邦救济，都更倾向于给已婚的男人，如果他恰好有小孩或者老婆正怀孕的话，他就更有优先权。当然，经济逐步复苏使得离婚率逐步增加，并于1940年达到了2‰的空前记录。至于结婚率的回升问题，按说人类的动物性本能会在这方面表现得迫不及待，比如1929至1933年间私生子和卖淫现象的大幅增加，但事实上人们对结婚依然没有表现出多大热情。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年轻人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数百万的年轻人学会了节俭生活，新娘不再把钱浪费到奢侈的婚礼上，甚至不再坚持与丈夫必须有自己的房子不可，而节育知识的普及使人们推迟生育也成为可能。1933年之后，结婚率的上升开始跟上经济复苏的步伐。1934年的结婚率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而1937年则使这个数字超过了11‰，达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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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和平时期义务兵役法案》的实施，促使结婚率上升，因为小伙子在奔赴前线之前都急着娶到他们心爱的女孩，尽管他们很可能不得不把她们留在后方。1941年的结婚率几近13‰。年轻的妻子们很快就有了孩子，以丈夫领的军饷生活，或者高高兴兴地随军，她们的身影挤满了全国各地的铁路候车室和土褐色的旅馆。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有些人在通向婚姻之途中掉队了。据估计，1938年，尽管人们千方百计想抓住机会，但仍有约50万名适婚但没有成家的年轻人，还住在父母家，靠父母养活。另有少数人没能顺利结婚，是因为这期间有26个州通过法律要求必须进行“婚前血液检测”，同时要求“解释结婚动机”的州从17个增加到了2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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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长期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压力，还是迫在眉睫的战争所导致的精神紧张，都不可能让年轻人长时间地谈婚论嫁。结婚仪式上的古老誓言如“无论环境好坏，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如今已掩盖了维多利亚时代关于维持新娘婚姻生活标准的惯常规定。一些观察家说，这一代年轻人最想要的东西——生活保障，依然深深困扰着婚姻并使若干年轻人开始怀疑其真实性。因此，在追求个人满足时，年轻人很容易把父辈们对物质的审慎态度扔到一边，任其随风飘散。当一对夫妻各自达成所愿、建立自己稳定的经济基础时，无论他们从这个漆黑一团的世界上获取了多大程度的幸福，他们都认为自己得到了有保证的财力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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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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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或“项目”这个法宝，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休克和革新中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它既可以在某一特定区域内拓宽，也可以缩小到家庭这样的微观层面，以改变这个家庭中的孩子和老人的未来命运。对各类个人计划的迫切需求，潜藏在社会保障法、消费者与合作社运动、集体医疗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发展的背后。年轻人有最长的人生道路要规划，因此，他们将要遭遇到最多的危险，他们最有权利要求社会关注他们即将开启的这段征程、这段障碍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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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书是一本阅读指南，指导人们如何阅读的名作。初始版本由莫提默·J．艾德勒于1940年完成，介绍了阅读的方法、技巧，阅读所应具备的广阔视野，曾高踞全美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一年多。查尔斯·范多伦先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后因故离任，和艾德勒一起工作。一方面襄助艾德勒编辑《大英百科全书》，一方面将本书1940年初版内容大幅度增补改写。因此，本书1970年新版由两人共同署名。这本书至今受到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读者的欢迎，重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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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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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尽管大多数欧洲国家、英联邦成员国及几个南美共和国都在1925年前强制实行了养老保险制度，但美国较晚引入这一慈善项目，不再“把上年纪的人打发到济贫院”或乡下农场。1928年，从民营企业领取养老金的人几乎不超过5％，而绝大多数州和市政府雇员对都根本没听说过这种养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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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老龄化问题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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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两位统计学家写道：“美国现在正在成为地球上年龄最老的人的集合。”不幸的是。与老龄化这一情形同步发生的，是一些老年人没有偿付能力、难以养活自己。1890年，在老年人占总人口的3％时，其中仅四分之一的人没有干能挣钱的活；但在1930年，当老年人占总人口的5.5％时，其中超过40％的人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银行家、律师、农场主、企业管理人员等比机械工、矿工和工厂劳工更有可能继续工作，但他们继续工作的经济动机却小得多，而45或50岁正是机械工、矿工等正被雇佣的时候。“四十变老”这个短语，被沃尔特·B．皮特金1932年的畅销书《人生从四十岁开始》（Life Begins at Forty）的书名驳倒，自后这个书名就成了句激励人民的格言。日渐缩小的家庭规模使老龄化问题日益恶化，因为这意味着赡养父母的重担原先有六七个孩子共同分担，而现在这个重担却落在了一两个孩子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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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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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大崩盘前夕，美国仅有8个州的县（如果它们愿意自掏腰包）通过了养老金法案，即便如此这些立法大都过于笼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只有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愿给承担这些责任的市县提供一些帮助。此外，大灾当前，低收入群体的活命钱储备远不足以提供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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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的持续冲击把一个温和的慢性病转变成酷烈的急性病。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连同救济工作的其他方面，均是先落在民间慈善团体身上，然后是各县市和州，最后是联邦政府。到1934年，联邦紧急救济署先后帮助了近75万名65岁以上的老人，到1936年，至少有100万老人依靠公共救济生活，剩下的大约一半老人——325万——则从儿女亲友那里得到接济。这几乎令人累弯腰的重担和不幸，要由年轻一代来承担，这一情形在约瑟芬·劳伦斯的长篇小说《岁月如此漫长》（Years Are So Long，1934）中有形象的描述，小说中里尔和他的女儿们的故事在美国司空见惯。人们争取养老金的声势排山倒海，至1934年夏已有超过28个州以及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两个准州，通过了《养老金法案》，其中有23个州是强制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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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再就业获得的经济补救相当有限，他们困苦的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任何改观。在三个明显需要直接救济的人群——孩子、盲人和老年人——之间，史上最大的救济支出在1932年支付到有父母养活的孩子身上，但到了1936年，对老年人的救济已经在城乡占到绝对的首要位置，这笔费用占到救济额总支出的85％。老年人和孩子不同，这些有老资格的公民可以通过合法投票、煽动鼓吹，甚至拿钱去做自己想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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