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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几种失败的社保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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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州气候条件好，自然条件差的爱荷华州的农民和堪萨斯州的小商业主大多被吸引到这里，来自这两个州的老人约占加州居民总数的8％——事实证明这里成了社会保障受益人的乐园。实践经验丰富的新人们，落入小额投资收入锐减的陷阱，或银行、建筑、信贷协会垮台的魔掌，他们加入到自助组织、合作社或实物交易团体，其人数多得难以想象；但这些团体有着明晰的政治主张，如1933年成立于洛杉矶的“乌托邦社会”，该组织昙花一现，但通过美丽的许诺在不足一年时间内就吸引了50万信徒，它向人们允诺：所有的体力活都由机器来完成，人人都在45岁时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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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维的基础主要是某种来源于底层或者小城镇的保守主义：在后半生搬迁到宜于人居的地方，以摆脱贫困的无情追击，厄普顿·辛克莱1933年发起的改革运动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辛克莱曾于1926年以社会主义者身份角逐加州州长，失败后随即换上让人减少疑虑的民主党标签，并再次被提名为州长候选人——因为他本人宣称：“我亲眼目睹了上了年纪的老人正在饥饿中慢慢死去，成千上万的儿童因为缺乏营养症而发育迟缓。”他在《我，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以及我如何终结贫困》（I，Governor of California and How I Ended Poverty，1933）一书中细致描写了不幸的情景，这本书卖了近100万册，并帮他筹集到了竞选经费。辛克莱鼓吹说，要提高所得税、遗产税和闲置土地税，要给60岁以上贫穷老人每月发放50美元养老金，还要建立庞大的合作社网络，以推动生产、刺激消费和增加就业。他的竞选口号是“终结加利福尼亚的贫困”（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首字母缩写幸运地成了“EPIC”（史诗、伟大的事迹——译者注）。当他在预选中遥遥领先时，没人再把他参与竞选看成是个笑话，直到1934年11月，在新闻媒体、电影工业和保守派人员最不遗余力的努力下，他才以微弱劣势败给共和党对手弗兰克·梅里亚姆。这场EPIC运动很快就失败了，仅留给世人几许沉默的印迹——“史诗（EPIC）咖啡馆”，“新经济理发店”以及“共富商店”，它们在社区偏僻的角落中得以长期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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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当EPIC喧嚣日上时，专门为老年人配制的万能药产生了——弗兰西斯·E．汤森医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组建了“周转养老金有限公司”。这位创立者是个憔悴不堪的医生，曾常年在堪萨斯州谋生，在布莱克·希尔做民间医生，最近移居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成为助理健康官员。在“年轻人为工作，老年人为悠闲”这句口号下，他提议应从普通交易税收入中拿出2％，每月支付给每位60岁以上、品行良好的失业老人200美元，这笔生活费应在下一个发放日之前全部花光。货币快速流通的观念——一些持怀疑态度的经济学家称之为“周转率的神话”——强烈地吸引了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置统计数据于不顾，这些数据显示要花掉近一半的国民收入，才能满足汤森所代表的800－1,000万名老年人的需求。何况，这些税收和其它所有的税种一样，最终都会沉甸甸地落到靠工资为生的公众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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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改革从败退的EPIC大军那里补充到人力物力，改革计划蔓延到全国各地，通过捐赠、纸牌、舞会、缝被子聚会、抽奖和晚餐盒等活动，还通过给那份混杂着生活小窍门、疝气带和假牙广告的《汤森周刊》（Townsend Weekly）捐款的方式，在两年时间内就募集到近100万美元。这场骚动无疑加速了《社会保障法》在1935年通过。次年，发起人汤森医生宣布拥有500万成员。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都有些政客满怀希望地对这场运动赞不绝口，但1936年的总统选举却证明“联合党”——由汤森支持者和其他杂牌军组成，提名国会议员威廉·莱姆基为候选人——仅得到90万张选票。罗斯福和大多数新政人士反对该计划，该事实使那些本无多少信念的汤森支持者们万分沮丧。1937年，国会对汤森医生的调查和定罪，使这场改革失去人们的信任，也表明这场令人同情的改革成为蛊惑民心的宣传，成为私心谋利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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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改革”溃败后的腐殖质，滋生出加利福尼亚州另一株希望和异端的蘑菇。这次运动的几个发起人，一个名叫罗伊·欧文斯的“专家治国论者”，劳伦斯·艾伦和威利斯·艾伦兄弟（这两人显然在运动中获益），还有一个是罗伯特·诺贝尔（后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煽动法西斯主义而坐牢）。这项运动即是所谓的“每周四30美元”计划，该计划许诺给所有信徒提供“火腿加鸡蛋”。特别地，它给加利福尼亚州每个50岁以上的失业者一笔养老金，其经费通过“一美元凭证”的流通获取，持有凭证者在花掉它之前必须每星期给它贴一枚两美分的印花。在1938年的州选举中，“火腿加鸡蛋”以微弱少数失败。“火腿加鸡蛋”次年征集了百万签名要求举行公民特别投票，但结果败得更惨。此后，这场运动迅速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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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于1939年11月被俄亥俄州选民否决的计划，从始至终一直悄无声息。该计划是辛辛那提市前议员赫伯特·S．毕格罗设计的，它许诺给所有60岁以上的失业者每月50美元，这一大笔钱通过加重所得税和对每亩地真实价值超2,000美元的不动产征收2％的土地税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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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民间发言人和电台演说者，用乌托邦当诱饵悬挂在深陷不满的人们面前，这些鼓吹者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参议员休伊·朗。朗出身于路易斯安那州一个贫困的白人家庭，他最早贩卖稀奇古怪的药品和猪油产品，后来成为南方最精明的律师之一，因早年与斯坦德石油公司的斗争而闻名，其担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期间，努力改良公路和桥梁，提供免费教科书，降低电费和电话费，而特别让独立农户受益。休伊·朗的出色雄辩，推动了《财产税法案》于1935年8月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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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伊·朗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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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伊·朗曾经踌躇满志地希望能当上总统。他的自传作品书名为《每个人都能成为国王》（Every Man a King，1933）——他说这个书名是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那里借鉴的——和其续篇《我在白宫最初的日子》（My First Days in the White House）同样引人瞩目，该续篇于1935年9月在他被暗杀于州议会新大厦之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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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竞选入主白宫，他推行了“分享我们的财富”运动，这项模棱两可的计划旨在重新分配巨额财富，以使全国所有“应受奖赏的家庭”能有足够的收入买一辆汽车、一套住宅和一台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大概是为了帮助人们及时听到主子的号令。《财富》杂志于1935年7月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他的提议已经在许多地区扎下了根，尤其是中西部，更不用说太平洋沿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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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去世前不久，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全国性的民意调查显示，朗很可能以第三党候选人的身份争取到300至400万张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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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社会保障法》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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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些推销灵丹妙药的人们做了什么，哪怕是他们中最冷酷、最玩世不恭的人，也都以其特有的方式促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此外，影响社保制度的还有其他因素：欧洲的榜样；被大萧条触动的社会良心；除非强迫，许多人不会有计划地储蓄的事实；认为失业仅是种新形式的个人冒险、受害者不应该独自承担全部代价的信念；以及一种正在扩散的观点：企业不应在繁荣时期为求巨额利润而盘剥劳工，最后把失业和榨干的老人等全部重担丢给社会。1934年6月，总统任命了项目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结出的累累硕果即是1935年8月14日签署的《社会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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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法》为老年人提供了两类帮助。一是养老金制度，这是该法案中唯一由华盛顿直接掌管的部分，其受益人为65岁时退休的人，资助数额依据其法定收入而定。雇主和雇员协调资金，除公务员、家政员、短零工、短期船员，以及慈善、宗教和教育部门雇员外，其他劳动者一律强制性参与。根据该计划，截至1940年，有5,200万名国民有了各自的“社会保障号码”。通过储蓄和投资获得的收入不预提利润，但每月所有超出15美元的报酬都要预提，这意味着该规定时常令人不快。因为人们领到的年度养老金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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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类型的帮助，是为那些已丧失挣钱能力或未被纳入养老金体系的人们提供补助金。联邦政府与各州合作共同救济贫困老人，直至两级政府就救济金数额达成一致意见。起初确定为每月30美元，后来提升为50美元。20世纪30年代末，近200万名贫困老人被各州救济体系登记在案。然而，全国平均补助金的数额仅20美元，其中南方有六个州所能提供的津贴微乎其微，而加利福尼亚州则站到另一头，向贫困老人提供的补助金接近最大限额。领取此类型补助金的人包括5万名盲人和90万名残疾人，被遗弃的儿童也被纳入在内——构成了政府支出的社会保障费用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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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法的另一条款是启动了失业保险。为了创建必要的公积金，政府对雇主课以3％的联邦薪资税（前面列举的几类雇员——公务员、家政员、短零工、短期船员，以及慈善、宗教和教育部门雇员，以及雇员少于8人的公司除外）。雇主必须将此税款的90％以捐款形式存入获准开设的州失业救济机构——因此实际上是联邦强迫各州服从，联邦政府负责制定主要规则并支付行政运营成本。向失业工人支付补助的数量和时间，取决于失业前收入的高低和失业时间的长短，从每周5美元到15美元不等，大多数情况下，失业资助期限为14周至16周。雇员自动离职、因行为不当被解雇、（在很多州）因罢工而丧失雇员资格，并且，如果拒绝合适的新工作，则失去领取失业救济金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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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经济学：美元从谷底到巅峰背后的总统助推力 《社会保障法》在批评声中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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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批评者质疑由税收中预提的巨额公积金，以及数十亿美元的货币退出流通会有不良影响。另一些人攻击联邦账簿是用这笔资金来支付政府当前的费用，而把借据放进公积金账户。一些曾长期为争取社会保障而斗争的自由主义者，则攻击这部法律是48个州社保规则的大拼盘。还有些人怀疑，一些过度工业化的州由于经济状态一直处于不稳定的平衡中，其聚纳的失业基金不能迎接真正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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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末至1938年初，社会保障体系成功地化解了一场小型危机。8月出现新一轮的商业衰退，新政反对者马上给它命名“罗斯福萧条”。这次衰退原因之一在于公共事业振兴署及其他联邦“砸钱”机构支出的锐减，其它因素还有股票投机、生产过剩、超出消费者购买力的大量囤货、严格银行准备金引起的信用紧缩、劳工纠纷和企业对新政的持续不信任。这年秋天总统所做的统计调查显示，全国失业人口近600万，其中有200多万人领取救济、325万人部分就业。这一形势虽未能让人满意，但毕竟要比1933年3月的失业工人达1500万至1600万强一些。失业是最棘手的难题，新政并没有攻克它，这是简单明了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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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全国经济总体结构比五年前要牢固得多，事实已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正如罗斯福所说，“银行业、商业和农业并没有像在1932至1933年间那样，如破旧的马车瞬间分崩离析”。1938年初，总统和国会把“花钱计划”调到最高速度档上，追加50亿美元用于支付公共事业振兴署、公共工程署以及RFC的贷款项目，而个人生活之痛苦也通过社会保障法得以缓和。1938年，30个州共向失业者支付近4亿美元保障金。除了1939年初出现的那微型逆流，全国经济复兴的浪潮再一次掀动，推动着国家经济稳步向前，一直通向战时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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