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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政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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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海外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香港人在中国海外投资中占相当大部分。海外投资为中国带来金融及实物资本，带来现代管理技术及工作方法，并为内地企业带来竞争，协助提高效率。中国国营企业效率一向欠佳，但部分国企在面临海外竞争时，若给予管理层足够报酬以鼓励他们做好工作，便会变得更具效率。典型的例子便是广州东方酒店。东方酒店面临香港投资及管理的酒店的竞争，如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及花园酒店，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表现已大幅改善。但海外投资并不是促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因素。国际投资者可在全球任何地方投资，他们选择在中国投资，是因为上述三个基本经济因素创出了有利的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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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外贸的角色有相若观点。出口给予中国机会，可以用国内产品换取所需货品，但中国首先必须有能力生产这些商品。1989年，中国仍面对贸易逆差，出口只占GDP的11%；1990年，中国开始取得贸易顺差；2006年，中国的出口已占GDP的35%。为何90年代前，中国出口这么有限？同样是那些基本经济因素，提升了中国的技术水平，最终令国内产品获世界市场接受。海外评论家讲中国近年的出口盈余，归功于人民币汇率偏低。一国货币汇率是影响贸易平衡的因素之一，但一国如未有能力以低成本制造高品质的出口产品，便不能单凭低汇率从海外贸易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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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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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开放政策外，经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国家容许并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同时将国营企业逐步转型。前苏联在500日内把低效益的国营企业私有化，但中国不采取这条路线，而是将这等企业逐步转型，更让及鼓励民营企业壮大。在90年代中期前，城乡企业成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推动力，海外及内地企业亦快速增长。80年代初，中国大部分国民均处在贫困水平。在大家都从几乎平等的经济起步点开始的情况下，机智的企业家便有能力取得成功。除了建立起自己的新业务外，许多国企及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前任管理人，多年来更获得了这些企业的所有权。90年代末，国营企业成为股份制企业。中小型国企的股份售予职工，这增加了企业的资本，亦为员工提供了工作诱因。大型国企股份由公众持有，但更多企业到深圳及上海交易所挂牌，往后便到香港及纽约的交易所上市。国营企业按部就班进行私有化大体上是有效的，而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及私人企业推动经济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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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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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出来的财富，是否已扩展至贫穷阶层呢？答案是肯定的。纵然城市人口更为受惠，但农村人口收入也得到长足改善。城市人口的人均年度实际可支配收入指数从1990年的198.1增至2007年的752.3（1978年指数100），农村人口的该指数则由311.2升至734.4（《中国统计年鉴2008》表9-2）。前者年均增长率为8.2%，后者为5.2%。从1978～1990年的指数得知，农村人口人均收入的增幅远高于城市人口。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已获大幅提升，但收入不平等现象仍在加剧，因为两组人口增幅不同。2007年，城市人口人均收入为13786元人民币，是农村人口人均收入4.140元的3.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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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贫困线下的人口比率是衡量贫困情况的指标，而贫穷情况已急速改善。若将贫困线定为2006年物价水平下入息为600元人民币或以下，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中国人口比率已从1985年的12%，大幅下降至1990年的9%，随后便跌至2003年的3.5%，以及2006年的1.8%（《中国统计年鉴2008》表9-19及以往年鉴的类同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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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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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贫困外，中国农村经济还存在其他问题。中国政府强调“三农”问题，即农村、农民和农业。农村问题方面，政府投放在农村基建的投资额低于城市区域。农民问题方面，政府向农村居民提供的福利，包括医疗及教育资助，较城市居民少。纵使国家容许农村劳动人口迁移至城市寻求工作，但在城市工作的农村人口受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引入）的城市及农村人口户籍分离政策所歧视，而福利是与户籍挂钩的。迁移的工人未获城市的居住证，因此，他们不能获得该城市的福利，例如子女的医疗及教育福利。至于农业问题，政府在改善生产力方面只作有限投资。此外，政府机构向农民采购农产品的购入价，亦低于市场价格，但农民又不准向私人交易商出售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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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所面对的最严重问题并不是贫困或缺乏福利，而是地方党政干部进行非法活动，侵占农民权利。最令人沮丧的例子是，市政府征用农民承包的土地作城市发展，但许多农民所获的赔偿额只是由政府任意决定，而且还远低于市场价格。第二，许多农村居民完成工作后未获支薪或不能准时获得支薪，例如公共工程及公立学校教员的薪金。第三，农民须缴纳非法税项，包括呈报的土地面积高于实际使用面积时，农民须支付额外税款；若农民生产谷物及家畜以外的商业农产品，便须支付特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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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方面，政府努力推动农民参与医疗保险计划，名为“农村医疗保险”。每名农民每年总成本为50元人民币，其中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各付20元，农民家庭须付10元。2009年4月，中共中央及国务院联合公布一项耗资巨大的医疗计划，成本达8500亿元。部分资金的用途是把2010年各级政府对城市及农村人口的保险资助金，提高至每人120元。这计划会多成功仍有待观察。过往，纵使保险制度获高度资助，很多农村居民也拒绝参加政府保险计划，因为他们不相信有需要时，他们可获得计划所述的医疗服务。2009年方案包括当年兴建29000所城镇医院及升级5000所城镇医院，并兴建农村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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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哪种方法能最有效地改善医疗服务，究竞是扩大保险保障范围，还是资助兴建医院及诊所，这些问题政府当局仍在讨论中。若一家医院给大众提供良好服务，便可扩大保险保障范围，该医院会自动从该病人的医疗保险中获得资助。2009年的公布显示，政府已决定向双方提供资助。纵然可能有其他更有效、更具有经济效益的方法达致同一目标，但由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医疗问题，医疗服务水平将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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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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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处理城市人口的另外两种社会福利，这些福利之前是由国企提供的。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逐步为城市人口建立起全国性统一社会保障制度，并为制度提供社会保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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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企业按职工薪酬的20%，以及职工按本身薪酬的8%，进行供款。企业所支付的部分保费放在互助基金，余下保费存入个人账户。职工所支付的保费全数存入他们的个人账户，账户资产可以继承。此计划增长迅速，参与职工人数从1997年末的8700万人升至2001年底的10800万人，同期领取退休金的人数从2500万人增至3381万人。人均月基本退休金从430元，升至556元人民币。农村人口支付自身保费，在个人账户中提取资金，而其账户获政府资助。1989年，失业保险制度被引入。雇主按职工薪酬的2%供款，职工则按薪酬的1%支付保费。失业保险的福利低于最低工资，但高于下岗工人的最低生活补贴。提取保险的期限视乎已供款的年限，最长是24个月。投保人数急速增长，从1998年的7900万人升至2001年的104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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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雇主及雇员供款外，政府亦作大额供款。2001年，政府投放980亿元人民币在社会保障供款上，金额是1998年的五倍以上。2001年，中央政府亦成立社会保障基金，作为全国性退休金。2008年底，社保基金总资产达5620亿元人民币，虽然2008年出现投资亏损，但仍较2007年增加12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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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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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能源及环境问题，中国政府须处理好这两大问题。能源及环境方面有四项问题，即空气污染、水污染、全球暖化以及能源短缺。燃烧煤引致环境污染，也损害人类健康、空气、水质、农业，最终影响经济。中国正面临这四项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998年的报告，世界十大最受污染的城市中，中国占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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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9年，中国已通过《环境保护法（试行）》。1982年《宪法》已包含环境保护的重要条文。根据以上条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以下法规：1984年的《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1991年的《水土保持法》、1995年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7年的《节约能源法》，并采纳数项重要国际协议，包括《京都议定书》和《蒙特利尔协定书》。1998年中国成立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至2008年升格为环境保护部。但中央政府很难执行环境保护法规，因为地方政府官员更关心经济增长，执行法规时往往不合作。2006～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其中一个目标是把每年每单位产量的能源消耗量降至4%，但在2006年只能减少1.23个百分点。中国也在发展清洁能源，包括太阳能、风力、水力及核能。中国一如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一个发展阶段，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会损害环境。随着中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将要求一个清洁环境，而且他们负担得起。重要创新科技也会出现，有助于国家使用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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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的政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此问题的关注不及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因为二氧化碳排放的损害性影响不会即时感受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再三强调，中国会承担应有的责任，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正如我曾经建议的，合理界定中国应分担的责任，是要求联合国大会制定每年或各短期内的排放总量，以排放许可权的方式向成员国分配排放量，各国之间可自由买卖排放许可权。成员国向联合国提交理想排放量，联合国大会为厘定总量，采取各成员国排放量的中位数，按各成员国的人口比例分配相关数量的排放许可权。假定世界所有人民均有使用大气的平等权利，若我们接受这是合理假设，则每个人享有相同数量的排放权利。根据这建议，美国等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更多的国家便要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购买许可权。中国根据这一建议去承担其份额的责任，应不会出问题，因为以世界标准来衡量，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很低。美国可以轻易购入足够的排放许可权，令经济适当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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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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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解决上述问题的前景，我的总结是，贫困情况将会改善，但收入不平等问题在长时期内仍很重要；贪污问题仍然严重；医疗服务、养老及失业福利将有所提升；环境问题将受到控制。上述问题不会严重至影响政治稳定，妨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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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府在五年规划中再三强调中国会持续推行经济改革，但不会快速进行制度改革，因为在目前经济制度中受惠的掌权官员及国民不乐于看到中国推行快速的制度改革。事实上，中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对经济机构进行温和改革，也为经济带来了好处。中国限制金融资本自由流动，有助于中国避免出现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国缓慢地采用金融衍生工具，对金融机构进行更严格的监管，这防止了市场进行极高风险投资，让中国免受目前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当然，全球衰退亦影响了中国，令其出口下滑。对于金融机构改革，中国将继续持审慎态度。由于共产党及国务院掌握权威，中国未来两年可推出一系列有效的政府开支方案，金额达4万亿元人民币。这将弥补出口下滑的负面影响，中国会较其他国家更早走出经济不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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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制度改革步伐缓慢，但中国经济未来将继续大幅增长。经济增长将持续，仅因为三个经济基本因素仍然发挥效用。增长率会逐步放缓，因为中国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鸿沟正在缩窄。我在2001年预测，在2020年前中国的GDP将超越美国。考虑更多新资料后，我的预测仍然有效。2007年，美国GDP达138000亿美元。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世界银行估计中国2007年的GDP为71000亿美元，略高于美国GDP的一半。假设美国GDP在2007～2020年间，每年增长2.8%，按2007年价格计，美国2020年的GDP将达197600亿美元。假设中国每年增长8.2%，按2007年价格计，中国2020年的GDP将达197800亿美元，略高于美国GDP。两项假设是，美国GDP每年增长率不高于2.8%，以及中国GDP每年增长率最低达8.2%，而这两项假设看来合理。2008年美国GDP出现负增长，即使在目前经济危机前的数年，美国GDP增长也仅约2.8%。另一方面，2007～2020年中国GDP增长8.2%是合理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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