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464625
中国经济随笔 18.上海与纽约股价的变动有什么关系？
1704464626
1704464627
当前世界经济的整体低迷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融合程度较低。以纽约和上海的股票市场为例，两地股票的周价格变动并不一致。我用两个变数来描述一周内价格的变动。把股票一周内价格变化的百分比定义为该股的周收益率，把周收益率的绝对值定义为该股价格的波动率。在此基础上，我以1992年第1周到2002年的第8周（共计528周）的两地股价指数为对象，研究两地股市收益率和波动率的联动性。
1704464628
1704464629
通过对两地市场收益率自回归的研究，我发现，1992～2002年十年间，两地股市均满足有效市场假说——在有效市场中，股票价格服从随机游走，过去的价格不能帮助预测未来的价格。在此基础上，我还发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周平均收益率和波动率明显高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两地股市的收益率不相关的同时，其波动率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1704464630
1704464631
对于上交所股票周平均收益率明显高于纽约证交所这一现象，许多读者可能认为是由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所致。事实上，在不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情况下，1992～2002年，上海市场的平均年收益率为17.5%，纽约股市的平均年收益率为95%，上交所股票的收益率远高于纽约证交所。其间，中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5.3%，美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2.6%，经过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两地股市年均实际收益率分别为12.2%（17.5%-5.3%）和6.9%（9.5%-2.6%），上交所股票的实际收益率相对于纽约证交所还要高出5.3个百分点（12.2%-6.9%）。对此作何解释呢？回顾1992～2002年，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股市作为新兴市场得到蓬勃发展。所以，上交所股票周平均收益率高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1704464632
1704464633
上交所股票周平均收益率显著高于纽约证交所的同时，其市场的波动率（定义如上，指周波动率）也远高于纽约证交所。1992～2002年，纽约股票市场平均波动率及其方差分别为：0.01437和0.00015；上交所股票的平均波动率为0.04265，波动率的方差为0.00304，这两个衡量风险的指标分别为前者的3倍和20倍。由此可见，上海股票市场的风险远大于纽约。究其原因，相对于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纽约证交所和其股票市场，无论在监管制度还是在法律法规方面，于1992年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的股市都显得不够成熟，这势必增加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率的不确定性，影响股价的波动率。
1704464634
1704464635
当我考察两地股票价格波动率之间的相关性时，上海与纽约股票价格的波动率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香港和纽约股票价格波动率的正相关关系不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纽约股票价格波动率越大时上海的波动率就越小。我在用1992～2002年前后（1992～1996年与1997～2002年）两期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后，发现两地股票价格的波动率在每期的负相关关系并不显著。1992～2002年整期波动率存在负相关关系的原因可能是两地股票价格波动率的关系受到一些被忽略的变量的影响。试把此两地变量的数据用点画在（x，y）图上，前期的点看来不存在负相关关系，后期的也没有。但两组之间可能存在负相关，这正是上海与纽约两地股票价格波动率发生的现象。考察两国在1992～1996年与1997～2002年前后两期的经济发展状况，美国经济由于信息技术进步的推动得以持续增长；中国在前期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较高的通货膨胀，1995年朱镕基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总之，两地宏观经济波动不一致。我试把两国的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发现关系是负相关。如果股票价格波动率与GDP增长率有关以至受到这“被忽略”因素的影响，则原本在结构上并不相关的两国经济变量（股票价格波动率），在这期间却“偶然”呈现了负相关关系。这样就能解释两地股票价格波动率的负相关性了。
1704464636
1704464637
通过研究我还发现，以1997年为界，较之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上海与纽约两地股市的平均收益率和波动率的差异明显缩小。这表明上海股票市场与纽约股票市场的整合程度在不断加深。可以预见，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成熟和不断完善，中国与世界资本市场将逐步实现一体化。
1704464638
1704464639
（范睿、孔德旺、谢杰、周定荣 翻译与整理）
1704464640
1704464641
1704464642
1704464643
1704464645
中国经济随笔 19.从政治文化角度看“三农”问题
1704464646
1704464647
现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三农”，指农业、农村、农民。本文将从政治文化角度讨论“三农”问题，其中之一是中央政府官员想要简化中国的地方政府制度。现有制度包括中央、省、市、县、镇，再到乡、村，太过复杂了，因此已经考虑好几年，要把五层减少一层，希望在五年内取消“镇”级政府。
1704464648
1704464649
这并非易事，因为“镇”在中国当代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从前中国实施公社制度的时候，公社就等于镇，教育、医疗服务、公共服务（如修路）等，都由公社负责，公社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公社解散之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尤其在90年代初期以后，中国出现了所谓的乡镇企业，政府利用农村的劳动力来生产。人们知道中国人已经逐渐富有，对于日用品诸如自行车、电冰箱之类的货物有很大的需求，所以自己办厂来生产。因此很多人说中国的经济不是国营企业发展出来的，而是乡镇企业。各乡镇成立了很多乡镇企业。现在中央政府要求这些乡镇企业五年之内停产，地方政府不要再经营乡镇企业，而要帮助农民，创造良好的环境，让农民去生产。
1704464650
1704464651
我认为这不容易做到，因为对于乡镇而言本身没有利益。以前乡镇经营企业，可以维持政府收入，当然个人也有收入。中国人很有意思，好比经营大学，中国政府的机构，连学校也是公立的，但政府鼓励各学校自己经营企业。学校可以办分校，也可以经营其他事业，赚了钱以后学校拿一部分，经营者自己也可以获取收入。好比办一个现在中国最流行的Execu-tiveMBA（以下简称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一年大约可以收取三到四万美元的学费，收费很高。要是相关科系有能力开办，就去办，学校收取一部分收入，办理的学院再收取一部分，去教书的老师也有课时费。以前也是如此，乡镇企业赚的钱一部分交给政府，另一部分则由经营者获取。所以我认为现在政府不许他们再经营这些事业，恐怕会有问题。
1704464652
1704464653
中国政府现在为什么想要取消乡镇企业，一个理由是现在全国各地情况不同，很多乡镇企业已经私有化，所以属于政府的企业不多。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地方上主管这些事业的人一定会反对取消乡镇企业。要取消一整个层级的政府，我觉得在五年内会有些政治问题。我在会议上公开发表文章说，大家可以看一看中国政府做得如何，五年之内可以看出成果。
1704464654
1704464655
另外，我的文章提出“三农”问题，包括三方面：一是贫穷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贫富不均，贫富不均不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不均是指有钱人越来越有钱，但是其实穷人的收入增加也相当快。如果将中国分成城市和农村两部分来看，最近15年城市居民每年收入平均增长7.5%，但农村收入才增长5.5%，5.5%的增长率已经相当高，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长率还不到5.5%。所以，一般人的生活并不是不好，如果去观察中国农村，进步还是很大；而且最低收入者，也就是最穷的人，比率是一年比一年降低的。所以中国以收入而言，平均收入低的穷人是在增加，但最穷的人却越来越少。所以，用财富来衡量“三农”问题的话，上述的贫富不均是第一点，但这不算是大问题。
1704464656
1704464657
第二个问题是中央的城乡资源分配不同。城市方面得到国家的资源较多，譬如教育、医疗方面都得到很多资源，而且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也集中在城市里。反之，对农村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没有给予足够的资源。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合理的现象，也是不对的。这是第二点。
1704464658
1704464659
第三点最重要，就是中国的土地在农村是集体所有，不是私有。虽然是集体所有，但是农民个人有使用权。他们的集体所有，例如以一个镇、一个村为单位，土地是属于村的，但是已经分给农民。农民就等于持有一份合同，政府将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可以使用，也可以转让。但一旦农民分到土地以后，政府不可以再拿走，这是不合法的。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农村，农民最不满的一点是他们的田地被一些官员拿走了。政府官员拿到土地以后，转手赚了很多钱，却给农民以外的人去开发，这种事也是不合理的。
1704464660
1704464661
2009年3月温家宝总理也对“三农”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我们应该要维护农民对土地的基本权力，但是这个政策没有落实，我们一定要将其落实。”在中国，很多时候领导人说政策要如何，但具体成效未必如此。所以我认为，执行政策要有两个办法，一是如何明确地落实政策，也就是对于违反农民利益的官员一定要公开严格地处分。但是中国这么大，怎么知道谁违法？因此另一个办法，就是将言论自由放松一些，也就是运用新闻媒体发挥监督的力量。中国对于新闻媒体控制得相当严格，政府应该可以放松一些，容许一部分记者就全国范围内导致农民不满的问题，多写一些文章报道，就可以广为人知，自然就会对官员造成压力。这是我提出的意见。
1704464662
1704464663
陈锡文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该小组隶属于国务院，权限很大。另外，他也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副主任。领导小组负责实行政府的政策，必须研究这个问题，例如与农村问题相关的许多部门，有农业部、土地与资源部，还有医疗等很多部门，所以是跨不同部门联合组成的一个委员会（committee）。
1704464664
1704464665
现在中国在医疗方面做得不太好。大家公认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在医疗方面有很大的进步，有很多数据可以证明，例如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是45岁，后来提升到60岁；还有死亡率，50年代初期是15‰～16‰，后来下降为6‰～7‰。可见中国在卫生、医疗方面进步很大。在农村，经常是用集体的办法来改进医疗，相当有效率。例如在农村集体化的时代，人力是由公社负责调配，公社运用部分的人力和资源，医疗方面需要什么设备，就由公社去安排。公社解散之后，医疗变成一种市场经济，农民若是生了病，得自己处理，自己看医生、买药。这种情形和过去有两个不同之处：第一，没有集体的保险。从前大家的资源都交给政府，等于参加了保险，但现在已没有保险的机制。第二，政府也没有资源去设置医务所等，所以缺乏医疗设备。因此，政府希望最快在五六年之内，将过去的集体保险制度重建起来，但还要考虑农民的意愿。
1704464666
1704464667
1704464668
1704464669
1704464670
1704464671
1704464673
中国经济随笔 20.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偏见
[
上一页 ]
[ :1.70446462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