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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是国有企业的原材料价格改革。政府继续以低价格给企业供应原材料，但数量有限，超出配额的部分则在市场上供应，按照更高的市场价格出售。由于国有企业的边际产量是根据较高的市场价格决定的，所以这种安排能够实现最优的产出规模。或者换个角度来看，以低价格给国有企业供应数量有限的原材料，相当于给它们划拨固定数额的补贴，并不会影响它们的最优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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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例子是，外汇是按照固定汇率供应的（当时的人民币价值有所高估，与2007年的情况不同），数量却有配额限制。与此同时，上海建立了外汇交易中心，进出口厂家可以按照市场价买卖外汇，美元的价格比政府定价更高，但可以解决许多无法从政府那里购买外汇的人的需要。总的来说，双轨制对于改善中国转轨期间的资源配置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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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读者可能以为，上述政策都是基于非常简单的思想，任何研究实际问题的经学家都应该能够想到。很多杰出的思想看上去都很简单朴实，但需要有人指出来，并证明其正确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采用“休克疗法”的经历，它们在一夜之间取消了价格管制，在一年之内把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这样的政策导致了工业生产的崩溃，国有企业被匆忙地卖给那些机会主义投资人，他们并不懂企业的经营，只是希望以低买高卖的投机牟取暴利。这些采纳休克疗法的国家借鉴了某些知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他们很清楚市场经济的优点，但结果表明，掌握了经济学的知识并不保证在经济政策建议上拥有良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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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政策建议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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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中我指出，提供经济政策建议的良好感觉和正确判断不是所有职业经济学家都必然拥有的。本节的内容是，当你有了良好的感觉之后，在发表建议时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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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策的可行性。我们不能提出那些在政治上或其他方面无法实现的建议。经济学家们经常会过分迷恋于他们理想中的模式，即使这样的理想毫无实现的希望，他们也禁不住要对别人鼓吹。但在政府官员面前这样卖弄，有可能失去对方的信任，在未来提出可行的建议时也会因此受到牵连，更难被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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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选择能与自己合作的合适的政府官员。经济顾问对于选择什么样的官员与自己合作应该有良好的判断。如果某位顾问知道，重要的政府官员都不能理解或接受他的观点，那就没有必要提建议。由于掌握权力的人不接受，好的建议被搁置下来，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对错误的人强行宣传正确的主张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哪些人是能够合作的合适的政府官员呢？我是指那些能够理解政策建议，并有足够的领导力，能把好的建议提升到政策高度的人。我遇到过的很多高层领导人都缺乏足够的推动力，还把不够好的建议纳入政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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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济顾问找到了足够明智的政府官员之后，还需要寻求良好的时机。如果提建议的时机不对，也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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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们应该保持心态的开放，承认自己也可能犯错。我本人和中国体改委官员的合作就给了我很多经济学应用领域的启发。体改委的官员们不止一次地纠正我的错误，教给我所不知道的经济知识。我们相互都从对方那里得到了很多收获。在寻求良好的经济政策时，进行互动的交流讨论是个很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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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想详细介绍一下自己为台湾当局和大陆政府提供咨询时参与的互动交流过程。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有所谓“五人决策小组”，包括“中央银行行长”、“经济事务部长”、“财政部长”、“会计和预算部长”以及“行政院秘书”，他们是台湾当时制定和执行主要经济政策的关键人士。我们这些海外顾问在暑期开展咨询工作的时候，围坐在一张椭圆形桌子旁，他们五人和我们五人对面而坐，在整整一周时间里，每天早上9点到12点都进行会谈。每位部长都会带来他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我们则一边听，一边评论和提问。第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回到办公室去思考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就是用理论来解决特定的实际问题的案例。我们这些顾问会三两个进行讨论，或者通过全体会议来交流意见。在大约6～8个星期之后，顾问小组与决策小组的人再次会面，由我们发表自己的建议，决策小组的五个人进行评论和提问。最后我们要撰写建议报告，报告将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成为对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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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陆体改委的官员们合作的时候，我们也有类似的会议，层次甚至更高，强度更频繁。每次我们会有四五天的会谈，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5点。我还力图把当初在台湾的咨询小组的几个人邀请进来，他们都倾向于市场经济，不赞成大陆在80年代早期实施的计划经济。80年代的时候，刘大中已经过世，蒋硕杰还担任着台湾当局的高层经济顾问，不便参与大陆事务。但我还是成功地邀请他于1989年3月与体改委的官员在香港举行了会谈，参加人包括副主任安志文和中央银行的副行长刘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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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当时最急迫的经济问题是控制通货膨胀。我们的主张，也是蒋硕杰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成功推行的办法，乃是提高利率，保证银行存款有正收益。体改委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结果正像我们坚信的那样发挥了良好的效果。对于这段时期的通货膨胀的经济分析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其他的研究文献（Chow and Shen，2006）。在我们当时和体改委官员的所有会谈中，讨论都完全自由，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限制。80年代时就有一位经济官员告诉我，中国愿意借鉴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切有用的经济工具。总之，通过与台湾和大陆的经济官员的开放式的互动交流，我收获了很多解决现实问题所必需的实用知识和宽阔视野。利用动态最优化分析框架为政策建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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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最优化是我在1969～1979年间的主要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IBM公司工作的时候，我的主要研究兴趣从经济计量理论和模型转向动态经济分析，包括经济模型的动态特征的研究以及如何用于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我最开始是采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来求解动态最优化问题（Chow，1970），后来又同时采用拉格朗日法和贝尔曼的最优程序法来求解最优控制问题（Chow，1975）。我非常认真地考虑，把最优控制或动态最优化和宏观经济模型结合起来，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找到实现最优控制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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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认识到，最优控制法与动态计量模型的结合虽然很有用，但要想提供正确的政策建议，仍需修正和补充。20世纪70年代后期，卢卡斯批评说（Robert Lucas，1976，利用最优控制作为经济政策建议的基础是不合适的，由于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会对政府的控制作出反应，所以计量模型中的参数将发生变化。许多经济学家接受了卢卡斯的观点，但仍有人（Chrissims，1980；Ray Fair，1984；还有我自己）认为，卢卡斯的批评虽然在理论上不错，但在实际上的应用有限，因为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并不像他所设想的那么有理性。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当时都被卢卡斯说服了呢？我的解释是，在70年代中期，经济计量学家们普遍没能创建足够好的、能有效预测未来的模型。通过海量的数据挖掘来创建质量不高的大型计量模型不是太难的事情，这也是我们极力反对的做法（Ray Fair，1984；Chow，1967）。由于大多数计量模型的结果令人失望，业界轻易接受了卢卡斯的批评。尽管如此，今天的学术界还是普遍认为，最优控制法对于最优经济政策的制定依然是适用的（如Wood ford，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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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可能找到制定宏观政策的最优反馈规则，那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合适的模型，从中推导出最优控制规则（由于存在多重目标函数和参数的不确定性，这些规则不是单一的），来推荐给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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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如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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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世纪70年代考虑政策建议的时候，认为它应该包含两个步骤：首先是通过经济计量模型发现最优政策规则；其次是对决策者推销。但这是比较天真的，未必是最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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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打算帮助政府官员制定出他们心目中最好的决策，那在选取目标函数的时候，就不该用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是引入他们的目标函数。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仍然有困难，因为官员们的专业知识不足，可能不相信我们的建议符合他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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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必要的技巧，用直接和朴实的语言来解释从动态最优化的数学推导中得到的结果。这个任务并不容易，不过某些经济学家却非常善于把研究成果向那些没有专业理论背景的聪明人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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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点是，在不那么专业的领域也能做到成功交流，让决策者对自己有更强的信任。到了需要传递动态最优化得出的技术化的分析成果的时候，如果你和官员们的关系较为友好，他们就更容易被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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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较好的办法是准备一系列良好的政策建议，而不是只保留某一项最优政策。你可以找到若干可行的、比现有政策更好的方案，把这些建议都烂熟于胸，试图让决策者能对其中的某一项产生兴趣。汽车销售商采取的策略就是如此，他先准备一系列车型，只要卖出其中一款，任务就完成了。顾问如果能让官员采纳某一项政策，也可以算达到目的。就像汽车销售商一样，你可以多准备几项政策建议，看看顾客到底会对哪一项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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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可以把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先总结出良好的政策建议的组合，然后用高明的沟通技巧给顾客进行解释。一个更好的办法是，你可以保持开放的状态，让官员们来影响你，告诉你除了你提出的政策组合以外还有其他哪些选择。就像我在台湾和大陆所经历的那样，学者可以和官员联合起来，互相学习，共同寻找最优政策。因此，动态最优控制规则不过是你用来解决政策问题所需要的工具之一，你还应该从官员们那里吸取有益的观点。只有通过合作和交流，才能制定出良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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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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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经验中我们看到，即使政府已经采纳了某项政策，但由于相关人士没有贯彻落实，政策并未发挥实际作用。最近以来的一个例子是，“十一五”规划提出了把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逐年降低4%的目标，但2006年的实际降幅只有1.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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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例子是，在中国的农村，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地方上的党政官员控制了村里的事务，农民得到的待遇不公。已经承包给农民的土地被地方官员非法收回，用于城市开发，而不提供足够的补偿。目前虽然有法律保护农民拥有承包土地的权利，但违法的事情时有发生，引发了许多受害农民的不满和抗议行动。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地方官员，也就无力推行保护农民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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