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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在解决能源环保问题的努力中，也有不少成功经验。在清洁能源的开发上，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与出口显著增加。在空气污染的控制上，二氧化硫净化器的使用减少了发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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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9年8月25日《纽约时报》报道，虽然使用太阳能要比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甚至风能贵，但是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欧盟对购买太阳能电池板补贴的下调，降低了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而2008年，太阳能电池板价格降幅近一半，中国企业则起到了主导作用。中国的生产成本低于其他国家，这使得中国太阳能电池板产量增加，特别是自2009年3月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为制造商提供了大量补贴，包括免费土地、研发资金等。国有银行也为该产业提供了大大低于欧美市场贷款利率的充足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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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无锡尚德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FirStSo1ar的全球第二大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在中国，许多企业已经进入这个市场。一些企业正计划在美国生产，以避免美国对进口中国商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虽然太阳能的发电量在不断增加，但它仍然只是一个很小的能源来源，预计到2020年，太阳能的总发电量（2000兆瓦时）也只相当于一年新建燃煤发电厂年发电量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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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池板产业的成功发展，说明了中国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有能力识别重要能源产品并进行补贴，以提高其产量。同时，中国企业家也能够做好准备，充分借助政府补贴和优越的生产与营销条件，扩大其产品生产与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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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推广使用清洁能源方面取得的成功，不仅仅局限于太阳能电池板这一个案例中。在过去四年里，中国的风能产量每年都翻了一番，有望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风能发电设备市场。另外，中国建设的核电站数量大大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核电站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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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关系学院的徐袁，在其博士论文中讲述了一个利用二氧化硫净化器来控制空气污染的成功案例。在“十五”规划期间（2001～2005年），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上升了28%，与减少10%的目标背道而驰。但是在“十一五”规划期间（2006～2010年），情况则正相反。2008年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了9%，几乎达到了“十一五”规划减少10%的目标。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燃煤发电厂：中国实现了在所有新建发电厂与改建的旧发电厂安装二氧化硫净化器。到2008年底，中国有3.63亿千瓦时电量产生的二氧化硫使用二氧化硫净化器处理，占燃煤发电总量（6.01亿千瓦时）的60%。相比之下，2005年底该比率仅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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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成绩归功于中央政府有效动员地方政府领导人和燃煤发电厂厂长的努力。为了调动地方领导人的积极性，“十一五”规划实施了两项政策：（1）地方领导人的晋升与撤职和安装二氧化硫净化器方面的政绩挂钩；（2）地方领导人有权制止影响环境的大型建设项目（包括新建发电量超过200兆瓦时的燃煤发电厂）。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大型建设项目的实施需要通过环境保护部的环境影响评估，并获得其批准。为了加强实地监督考察，参与该工作的各级政府人员由2001年的37934人增加到2006年的52845人，增幅为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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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发电厂厂长提供激励机制方面，针对二氧化硫净化器的使用，“十一五”规划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是“脱硫电价补贴”。即如果安装了二氧化硫净化器并正常运行，那么该电厂可以以高于原价15元/兆瓦时的价格向电网售电；如果关闭二氧化硫净化器，那么该电厂将被罚以75元/兆瓦时。尽管早在2004年许多装置了二氧化硫净化器的燃煤发电厂就开始享受价格补贴，但是罚款及其他详细法规直到2007年才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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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控制二氧化硫排放的原因有哪些呢？在中国，这些因素适用于控制一般的大气污染吗？二氧化硫净化器的成功使用，主要依赖两个有利条件：首先，污染源，即燃煤发电厂，很容易被发现与控制。其次，解决方法很明确，即使用二氧化硫净化器。因此，地方政府官员很容易设计出让燃煤发电厂厂长遵照执行的政策。而由消费者或其他工业生产者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可能不太容易被发现，且解决方法也不那么直接。尽管如此，二氧化硫净化器取得的成功证明了中央政府在控制空气污染上的决心和能力。有了这种决心，我们期望政府会勇于尝试处理那些不易成功或更耗时的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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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齐辉、腾玉娟、魏虹丽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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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随笔 31.限制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的方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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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副总统、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去年因为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改变全球大气变暖方面作出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科学界认为，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总量增加到工业革命前的两倍，就突破了全球气候的容忍度，灾难性气候变化的情况将无法避免。如果碳排放以过去30年的速度增加，那么大约70年之内就可能触及这条警戒线。因此减缓二氧化碳排放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但完成这项任务很困难，因为人们习惯于在家里烧煤做饭、取暖，工厂也用煤发电，开车出行也要耗油。所有这些矿物燃料的使用都会排放出二氧化碳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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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二氧化碳减排比例，以及世界上各国分配减排任务的不同方案。但科学家或学者提出的任何建议，除非得到联合国各成员国的同意，否则都没有意义。我并不是要在这一连串的建议后再加入一个版本，而是想提出一个促进各个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达成一致的方法。我的建议是，通过一个合理、民主的程序，使世界各国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提出一套解决方案强加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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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建议基于以下主张，而我希望世界上大多数人和国家都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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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大气这种宝贵的资源。大气属于全世界人民所有，各国政府代表本国人民行使这种所有权，而所有人平等地享有这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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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何国家排放多少二氧化碳都要取得等量的排放权。基于这些主张，以下建议可以提交给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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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个联合国成员国在一定时间内（约三年）提交一份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理想数额，最后采用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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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碳排放需要排放权。假设认定每个人都有平等的使用大气的权利，而这种权利以碳排放的形式体现，那么在此基础上，排放权的总数，也就是世界废气排放的总量应平均分配给全世界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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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碳排放权一旦分配给各个国家，可以根据双方议定价格自由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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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国政府有责任确保该国的排放总量不超过所拥有排放权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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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这套方案，世界各国只需要表决允许排放的总额，监督本国达到它们获得排放权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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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建议的核心就是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上限和分配，只不过它包含确定全球排放总量以及国家间如何分配的具体程序。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未必愿意限制其人均排放量等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这项建议，它需要从世界市场上购买排放许可权，它也负担得起。建议认为，美国公民享有与其他国家公民同等的排放权，或拥有同样使用地球大气的权利。如果他们需要更多的排放权，就应该付出代价。他们这样做也是在资助欠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工作，正像很多人愿意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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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建议可能在美国不受欢迎，但美国人应该明白，其他国家的公民拥有平等的使用大气的权利，如果他们想每人使用更多排放权，就要到世界市场上购买。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可能会支持这项建议，因为它们目前的人均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它们将从排放权出售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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