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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应该带头向联合国提出这种做法。如果获得通过，这将有利于世界。即使没有通过，至少中国不会被批评其碳排放量不合理。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双赢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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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随笔 32.开发西部的一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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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开发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的一项重点工作目标。在这次应对经济危机的财政刺激计划中，部分资金被用于西部开发。比如，174亿元用于新疆、贵州、江西的水资源保护项目和内蒙古及安徽的机场建设。我建议应该继续增加西部地区的投资，并在此提出一个有效的融资方案。由于西部主要是农村地区，这项建议还有助于解决西部“三农”问题，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建设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改善当地农民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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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建议是利用中国政府现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进行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多年来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和境外资本流入，截至2009年上半年末，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现在是使用这些外汇储备进行西部地区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建设的绝佳时期。硬件基础设施包括能源、铁路、工业设施、高速公路、教学楼和住宅项目等；而软件基础设施则包括教育机构、医疗保健和娱乐活动等。进行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而雇佣劳动力需要大量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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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政府还是非政府机构都应该参与其中。当然，中央政府在西部开发中将起到关键作用，它可以指导并监督当地政府和鼓励非政府机构完成既定目标。私营机构如果被给予适当的政策激励，也会积极参与西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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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和非政府机构进行西部开发时，有些资源需要从国外进口。中国政府可以利用部分外汇储备为此提供融资。这将增加市场上的外汇供给，从而降低外汇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换句话说，如果允许人民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变动，人民币将会适当升值。我建议中国政府允许人民币在此过程中自然升值。这将使外汇相对而言更加便宜，从而鼓励西部开发中更多使用进口资源，甚至以聘用外国专家的方式进口人力资本。当然，因为进口相对更加便宜，进口的数量会增加，并且不仅仅用于西部开发。中国普通百姓可以消费更多的价格更低的进口商品，这会增加中国消费者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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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对西部地区居民的收入产生乘数效应。建设工人可以得到额外的收入，从而增加其消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随之而来的居民消费的增加将会繁荣当地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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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适当自由浮动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改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包括美国，特别是亚洲邻国。2009年12月10日《纽约时报》的一篇头版文章触发我提出此建议。这篇文章提到，我相信事实应该确实如此，由于人民币低估，中国的廉价出口商品使很多亚洲国家“从日本、韩国，到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都受到打击，对中国的抱怨和不满情绪日增。正如该文标题“中国经济增长使邻国担忧”所言。这里我引用原文如下：“杜尼娅（Dunia）正在经历痛苦的衰退。现在它只能运行40%的生产能力。它的铁钉产业危在旦夕——出口早已不复存在——是由于更便宜的中国产品。‘我们一直在和日本和韩国人竞争，’工厂的主管Juniarto Suhandinata说，‘但是和中国人竞争——根本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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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上，其他国家也在发出同样的抱怨，比如，东南亚十国组成的东盟，一个具有约6亿人口的经济体。在2009年前九个月，东盟已经对中国产生了74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和前些年它们对中国存在的贸易顺差形成鲜明反差。这使有些国家重新反思原来关于中国崛起将使周边地区受益的传统观点。”也许中国太过于专注自身的快速经济增长，而对邻国的经济状况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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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我建议使用相当数量的外汇储备用于增加中国的总需求。这些开支应该集中在西部开发，其效应将是增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并且促进西部地区发展。这一建议还将导致人民币汇率适当升值，从而增加进口，部分进口会被用于西部建设。政府需要允许人民币汇率更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我们最期望的结果是人民币适当升值可以帮助许多亚洲国家降低贸易赤字，增加出口，从而恢复它们的经济增长。这将帮助中国树立友好的国家形象，并且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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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随笔 33.弗里德曼：为学、为人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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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16日我在从普林斯顿往纽约的路上，听无线电说弗里德曼早上不幸逝世，甚感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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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是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前半叶是凯恩斯。凯恩斯看到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认为让市场经济自由活动的话，是有危险的。但是，弗里德曼对市场经济的信心比凯恩斯高。凯恩斯认为在富裕的市场经济社会，收入提高了，消费不会相应增加，会引起不景气。为了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就需要增加政府开支。弗里德曼并不赞成这种看法，认为消费和持久收入的比例是不变的，他用“持久收入”解释消费。他在1957写了《消费函数理论》，获得了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指出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不景气，是因为货币政策错误。50年代，人们对他的货币理论争议很大，后来，货币重要的观念才广为接受。他主张维持货币增长的速度，以稳定总生产增长率与物价，后来该主张被认为是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世界主要中央银行的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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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思想敏锐，心直口快，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1951年我到芝加哥大学念博士，一到校，就听说弗里德曼非常严厉，许多同学都有些害怕他。但在其后四年的学习中，我发现弗里德曼的严厉来自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敏锐的反应能力。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讨论中，弗里德曼听完陈述，当场提问，反应得非常快。有一次我在他的研究小组中介绍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他几乎对我的文章中的每一部分都提出了批评，讨论得非常热烈。但是讨论结束后，他对我说，要不是你的论文值得讨论，我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去跟你辩论，让我大受鼓励。他尖锐的提问，会迫使学生更加思考，立论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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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面，弗里德曼只选与经济问题有关的重要题目，对纯理论的游戏不感兴趣。他能把握问题的核心，用非常简单的理论解答。他希望找到在不同经济体系与不同时代都可应用的经济理论，如上述的持久收入消费理论与货币理论便是例子，另一例子是他发现了货币增加对总产出与物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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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是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可能有另外两三位经济学家有同等的学术贡献，但对社会的影响力都不如他。他的著作如《资本主义与自由》及《自由选择》影响了美国甚至世界的经济体系，他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在于做高官，只在写作与教学，他的学生亦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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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以后，我凭着弗里德曼的一封推荐信，就被麻省理工学院聘用了。数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他推荐了我2004年出版的《认识中国》（Kwowing China）。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快速发展，引起了弗里德曼的兴趣，1980年和1988年他曾两度访问中国，1988年那次还会见了中国国家领导人。80年代以后，他又到中国大陆和香港访问，亲身体验到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认为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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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对中国的有些看法也出错误，但他性格直率，发现了错，就承认，很令人敬佩。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弗里德曼认为中国经济会出现高度的通货膨胀，走向崩溃，非常悲观。对此，我的意见与他不同。过了一年以后，崩溃没有发生，中国经济相当稳定，我就写了一封Emai1给他，说他一年前的话有些错误。他回了一封信，说他不是有些错误，是完全错了，并且说他从中得到一个教训，今后对中国的经济知之不多，就不应该随便说话。但为时不长，弗里德曼又对中国能否在香港回归后成功执行两套货币体系说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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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相信，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已经使弗里德曼改变了看法。2004年6月，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弗里德曼认为在未来75年内，中国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中国香港是经济政策方面做得最好的经济体，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乐观。虽然中国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对经济发展的前景，我和他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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