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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我们可以废除很多审批。整个改革你也可以理解为不断地废除审批的过程。原来价格都是由国家定的,现在很多不是了,但现在仍然有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可做,像金融的自由化,使民间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创办金融机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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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确实有个问题,由于既得利益变得越来越强大,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其他方面的改革,这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即使搞也会被扭曲。好比民间成立金融机构,弄到最后,可能都是有关系的人成立的,普通人找不着关系就成立不了。中国有一些银行是私营的,但50%以上的股票是被有特权的人持有的。有特权的人可能没有出钱,但他可以拿到批件,所以别人就愿意给他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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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这样认为,未来30年,前15年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建立法治社会上,也就是说把政府的权力放在法律之下,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组织可以超越法律。这样,我们的人权、自由才可以得到保证,企业家创造财富才会更充满信心,因为他不害怕被人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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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15年,是实现民主化。当然这两个过程不是绝对分开的,会有一些交叉,但从重点来讲我想可以按这样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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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参照一下英国历史。英国大概在19世纪初期之前建立了宪政制度。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到1300年英国议会的建立,一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这个过程一直是贵族与国王之间的斗争,最后形成了宪政制度,就是把国王放在法律之下,原来国王是超越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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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英国的选举权扩大到男性公民的14.5%;1867年又一次改革,1884年通过第三改革法案,选举权进一步扩大;1918年,所有21岁以上的男性公民获得了普遍的选举权;1928年,所有的妇女跟男人一样获得了同等的选举权。这是个很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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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人类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参照系,人类有好多共同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违反的。所以,如果你问我未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法治的建立。当然,这需要很强的领导力,任何改革没有很强的领导力都是没有办法实施、没有办法推进的,这可能是中国下一步面临的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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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提问一:您刚才谈到观念对改革的重要性。我们知道,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教育,您以前在北大主持过一些改革。请问,什么样的中国教育才能跟中国的改革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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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对教育的改革总体上是比较失望的,当然,这与这个国家气质的变化有关,大环境会影响到每个部门。教育的“官本位”或者“行政化”的速度,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在提高。我们对教育的投资越来越多,大家认为办“世界一流大学”、改进教育,好像有钱就行了,这完全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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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不能变革,大学钱越多反而越坏事。教育经费,包括科研经费,导致各种腐败。比如有些部门,你申请一个项目,它可以给你经费,但是如果你不能够留下20%~30%的回扣,那它就给别人了。还有很多其他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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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提问二:我是一名小公务员。就我所接触的实际来看,我觉得政府自身改革的动力不是很足,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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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也不是新问题,老问题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就是两头热、中间冷。所谓中间冷是什么意思?就是官僚不积极,两头热就是老百姓热,还有谁热?最高领导人热。怎么解决这问题?我觉得还是向邓小平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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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说,好多改革的阻力,不是说没有办法克服,尤其在中国现在这个体制下,如果真正有魄力,许多事我相信还是能够做的。主要还是看领导人有没有这样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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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提问三: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就,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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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还想讲一个观点,自由是第一位的,因为自由意味着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包括个人行动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财产安全的权利。如果大家形成基本共识的话,民主才是一个好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共识,民主就可能变成民粹,甚至可能变成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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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民主就是多数人投票,这不完全对。多数人投票把你杀了行吗?不行!好多事是不能靠投票解决的,我们不能投票把一处私宅给大家分了,那是不可以的。只有大家建立起了自由的信念之后,我们在行使民主权利的时候才不会出现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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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经验是,民主制度最大的挑战就是暴民政治,美国制度的设计总是要防止暴民政治。如果民主制度不能和精英治理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民主不是建立在自由、人权的基础上,我觉得很危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要法治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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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任何人类社会稳定的变革都是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有足够的耐心。中国很多历史错误就在于我们缺少足够的耐心。比如辛亥革命刚刚搞完,还没有几年就觉得失败了,就要找新的道路。现在看,那不能叫失败啊。美国、英国的民主,都有个过程,都要打打闹闹。我们要学会妥协、学会沟通,最后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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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好多曲折,如果我们理想化,就会不断地重复错误。就像一个孩子去学体育,第一次没拿到金牌,他爸说“完蛋了,你不适合学体育”,那他永远不会拿到金牌。我们只有持之以恒地往前走,最后才不至于反反复复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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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提问四:你呼唤强有力的改革家,是不是需要外部强大的动力来推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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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首先,大家不要误解,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依赖某一个圣人,老百姓都可以生活得很好,社会可以不断地发展。但是,你必须承认,在建立制度的过程中,权威和领导力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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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未来是个凡人的世界,但建立这个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伟大的领导力,意味着领导人要有很强的理念,有坚强的意志推行这种理念,还要有一些技巧克服那些阻力,就是懂得怎么让理念战胜利益。这样的领导人是比较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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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提问五:你怎么看待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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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们的牛、羊就是西方来的,我们吃的西红柿、小麦都是西方来的,人类的进步就是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相互学习的过程。如果把原来西方进来的东西抽掉,我们今天能坐在这儿吗?不可能,我们即使不是原始状态,也是过去那种最贫困落后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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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对路以后,社会自然按规律运行,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我们不断地往前走。改革一开始就搞包产到户,但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说不允许搞包产到户。我们为什么搞市场经济?因为人类没那么聪明,如果人类聪明到什么东西都知道就不用市场经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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