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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英国的选举权扩大到男性公民的14.5%；1867年又一次改革，1884年通过第三改革法案，选举权进一步扩大；1918年，所有21岁以上的男性公民获得了普遍的选举权；1928年，所有的妇女跟男人一样获得了同等的选举权。这是个很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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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人类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参照系，人类有好多共同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违反的。所以，如果你问我未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法治的建立。当然，这需要很强的领导力，任何改革没有很强的领导力都是没有办法实施、没有办法推进的，这可能是中国下一步面临的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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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提问一：您刚才谈到观念对改革的重要性。我们知道，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教育，您以前在北大主持过一些改革。请问，什么样的中国教育才能跟中国的改革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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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对教育的改革总体上是比较失望的，当然，这与这个国家气质的变化有关，大环境会影响到每个部门。教育的“官本位”或者“行政化”的速度，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在提高。我们对教育的投资越来越多，大家认为办“世界一流大学”、改进教育，好像有钱就行了，这完全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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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不能变革，大学钱越多反而越坏事。教育经费，包括科研经费，导致各种腐败。比如有些部门，你申请一个项目，它可以给你经费，但是如果你不能够留下20%~30%的回扣，那它就给别人了。还有很多其他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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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提问二：我是一名小公务员。就我所接触的实际来看，我觉得政府自身改革的动力不是很足，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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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也不是新问题，老问题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就是两头热、中间冷。所谓中间冷是什么意思？就是官僚不积极，两头热就是老百姓热，还有谁热？最高领导人热。怎么解决这问题？我觉得还是向邓小平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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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说，好多改革的阻力，不是说没有办法克服，尤其在中国现在这个体制下，如果真正有魄力，许多事我相信还是能够做的。主要还是看领导人有没有这样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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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提问三：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就，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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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还想讲一个观点，自由是第一位的，因为自由意味着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包括个人行动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财产安全的权利。如果大家形成基本共识的话，民主才是一个好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共识，民主就可能变成民粹，甚至可能变成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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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民主就是多数人投票，这不完全对。多数人投票把你杀了行吗？不行！好多事是不能靠投票解决的，我们不能投票把一处私宅给大家分了，那是不可以的。只有大家建立起了自由的信念之后，我们在行使民主权利的时候才不会出现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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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经验是，民主制度最大的挑战就是暴民政治，美国制度的设计总是要防止暴民政治。如果民主制度不能和精英治理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民主不是建立在自由、人权的基础上，我觉得很危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要法治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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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任何人类社会稳定的变革都是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有足够的耐心。中国很多历史错误就在于我们缺少足够的耐心。比如辛亥革命刚刚搞完，还没有几年就觉得失败了，就要找新的道路。现在看，那不能叫失败啊。美国、英国的民主，都有个过程，都要打打闹闹。我们要学会妥协、学会沟通，最后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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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好多曲折，如果我们理想化，就会不断地重复错误。就像一个孩子去学体育，第一次没拿到金牌，他爸说“完蛋了，你不适合学体育”，那他永远不会拿到金牌。我们只有持之以恒地往前走，最后才不至于反反复复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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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提问四：你呼唤强有力的改革家，是不是需要外部强大的动力来推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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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首先，大家不要误解，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依赖某一个圣人，老百姓都可以生活得很好，社会可以不断地发展。但是，你必须承认，在建立制度的过程中，权威和领导力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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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未来是个凡人的世界，但建立这个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伟大的领导力，意味着领导人要有很强的理念，有坚强的意志推行这种理念，还要有一些技巧克服那些阻力，就是懂得怎么让理念战胜利益。这样的领导人是比较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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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提问五：你怎么看待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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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们的牛、羊就是西方来的，我们吃的西红柿、小麦都是西方来的，人类的进步就是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相互学习的过程。如果把原来西方进来的东西抽掉，我们今天能坐在这儿吗？不可能，我们即使不是原始状态，也是过去那种最贫困落后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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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对路以后，社会自然按规律运行，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我们不断地往前走。改革一开始就搞包产到户，但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说不允许搞包产到户。我们为什么搞市场经济？因为人类没那么聪明，如果人类聪明到什么东西都知道就不用市场经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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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我觉得所有的改革都是脱离不了的。邓小平脑子里有他的基本判断，但他能写出一个改革的规划来吗？写不出来。后来成立了一个体改委，办《中国改革》杂志，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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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提问六：我现在还是本科生。你提出：对目前的中国来说，事实上创造新财富比财富分配更重要。我的疑问是，如果政府不把现在的力气花在改革现有的财富分配体制上，那么事实上就是在巩固现有的财富分配体制。这样，如果我们创造了新的财富依然按照原有的分配路径分配的话，怎么推动大家的财富创造呢？你刚才说改革需要强有力领导的观点，跟现在政府权力要受到限制似乎是一个悖论。我们真的没有其他的路径推进改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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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从某种意义上讲，财富的分配和创造其实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国家有时候创造财富的动力不足？就是因为它的分配方式有问题。一个好的分配方式一定是在财富创造之后大家都能得到公平的一份，而事实上目前来讲最有效的就是市场这种办法。一种产品出来了，消费者得到好处、生产厂家得到好处，生产厂家要得到好处一定要使他的工人有积极性干好活儿，一定得有人愿意出钱投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部分人得到更多，这就是资源最稀缺的人。拍电影谁得到的最多？葛优这种人得到的最多，因为他这种人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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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有能力、有冒险精神，最后拿得多，有时候可能也有运气，这个你必须承认。如果有个好的社会体制，发财致富都是建立在这个好的基础上。所以，我们要找到一种正确的分配方式，让大家有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如果我们过去的分配方式不更改，蛋糕就很难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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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其他改革方式？我自己还真想不出来其他改革方式。你还在上大学，希望你未来能想出更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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