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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50 张维迎:制度企业家就是要改变社会的游戏规则,对制度进行创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果他在既有的制度下维持现状,那就不能叫制度企业家。制度企业家要有突破性,要创造新的体制。像邓小平,他就是一个优秀的制度企业家。中国要改革,就必须要有这样的制度企业家,他要有企业家的素质,能够很好地判断未来,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他还要敢冒险,因为任何改革都是要冒险的。他也能够对社会大趋势做出相对比较正确的判断,让大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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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52 [8] 来源:第一财经《解码财商》;访谈人:杨燕青;时间:2013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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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57 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1704465536]
1704466258 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社会有深层的变革力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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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62 理念不是凭空形成的,而是在某种现象的刺激下形成的。有些观念的突破其实就是捅破一层纸,如果有人愿意捅破这层纸,那么改革的力量就起来了。社会中有一种深层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变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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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64 访谈人:您在新书《什么改变中国》中说,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领导力和理念。您还说,以前的改革是理念战胜利益,现在是利益战胜理念。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利益在阻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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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66 张维迎:简单说还是由政府主导经济情况下形成的机制。改革本身就是权力不断从政府手里交给老百姓的过程。最初我们的定价权、买卖权都在政府手里,这时候把这些权力交还回来,对政府官员来讲一定是一个损失,至少他们认为是一个损失。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有很强理念的领导去推动的话,改革就很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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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68 政府官僚体系有一种自然膨胀、自然扩大权力的冲动。如果我管得很少,理我的人就很少。我可能不在乎别人是否给我送红包,是否贿赂我,但我很在乎别人是不是尊重我。你权力越大,你走到哪里就越牛气。为什么中央政府一个处级干部下去,就是前呼后拥,警车开道?因为他手里有权。同样中央部门,有些权力小的部门,下去的待遇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有一种扩大自己权力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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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70 一旦领导人没有理念,这些政府权力就像癌细胞一样,没有办法抑制,没有与之对抗的力量,没有健康的细胞不断地吃掉它,它就不断地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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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72 访谈人:您说过您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是由乐观转为谨慎乐观。我想请教,您现在保持谨慎乐观的理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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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74 张维迎:之所以乐观,是因为我相信社会当中还是有一种深层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变革力量。国有企业亏损,你怎么办?养老基金欠债很多,你怎么办?腐败严重,你怎么办?你一定要去解决。理念不是凭空形成的,而是在某种现象的刺激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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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76 其实很多政府官员也明白,问题是在整个体制的大气氛中,他们不会这样去做的。我们改革进行到这一步,有些观念的突破其实就是捅破一层纸,如果有人愿意捅破这层纸,那么改革的力量就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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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78 之所以谨慎,就是因为无论上面还是下面,我们的危机感都不强了。危机感不强就会导致倒退。谨慎乐观是因为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多次“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时困难也是很多的。既得利益每时每刻都有,不是说今天才有的。但是有邓小平这样的人,他可以用理念战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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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80 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1977年高考。邓小平复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教育和科技。他当时是分管教育和科技的副总理,他马上想到一件事,就是上大学不能再靠推荐,而是要考试。但当时教育部比较“左”,从部长到主要的负责人都很“左”,不是完全能想得通,所以他们也会有抗拒,就给邓小平报告说:高考很复杂,今年根本来不及做。邓小平就说:你们做得了就做,做不了我知道谁做得了。所以改革其实不是太复杂,就看领导人有没有这个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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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82 访谈人:您说“领导力”很重要,在这地方就体现出来了,要有一个人有理念,而且能让下面的人信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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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84 张维迎:所谓的领导力就是要有理念,没有理念的话就不是领导力。同时领导人还得有一定的意志,要能够坚持推行它;当然还得有技巧,能够获得支持,克服这些困难。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技巧,改革最后可能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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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86 访谈人:您也讲到从中国到世界,都缺乏像20世纪80年代的邓小平、撒切尔夫人、里根这样的人。我的确也很期待这样的人物出现,但是,如果我们光期盼这样的人出现,就好像在期盼“明君”出现,这希望是不是挺渺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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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88 张维迎:当然这有偶然性,但是一个社会,“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两方面都有。一个社会到危急的时候,经常出一些伟大的人物,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一到危急的时候,平时想当官的人都退避三舍,就不再争夺了。第二个就是民众本身,当他们需要一种领袖的时候,就会认可这样一种领导。比如美国,里根的出现,就是因为美国70年代的滞涨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靠凯恩斯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所以弗里德曼这些人才成了重要人物。英国也是这样,到70年代,国有企业一塌糊涂,工会领导想罢工就罢工,英国的企业签合同交货,交不了,为什么?工人罢工了。订单都转到日本去了,所以英国人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撒切尔夫人才得到了拥护。撒切尔夫人上去的时候,还是比较年轻的,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女首相,此时英国需要一个铁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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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90 邓小平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文革”,可能完全不一样。很多观念的变革,就是很多教训带来的。假如没有“文革”,我们那些老干部的观点是不会变的。“文革”中他们受到了冲击,甚至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迫害死了,大家就怀疑这个制度有问题。连这些人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那怎么行?所以说废除终身制,不能搞个人崇拜,要讲法。于是彭真上去以后,很快就推动人大的立法权,慢慢地开始健全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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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92 人对安全有一种本能的需要。即使小偷偷完东西以后,也希望安全,不希望再被人偷。他偷的时候不希望警察在,他偷完了以后,希望有警察,别让人把他的东西偷走。这些都会带来观念的变革,都会对改革有一些作用。这就是我保持谨慎乐观的原因。或者说,谨慎乐观也可以解释为长远看是乐观的,尽管短期内我们还有很多麻烦,面临倒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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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66294 [9] 来源:搜狐财经《第一访谈》;访谈人:周克成;时间:2012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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