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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们是期望有一个可持续的增长还是只需要一个短期的增长？改革的目的是希望有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中国经济可以有更为持久、持续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未来可能更重要的还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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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10年的增长主要是靠前20年改革的红利，前20年改革积累的因素体现在我们过去10年的增长中。但由于过去10年改革有赤字，没有进行真正的改革，为我们未来的增长埋下了一些隐患。如果继续依靠政府刺激、投资拉动的方式，未来经济出的问题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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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的确要改革，可是应该如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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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谈改革，不是不要增长，改革还是为了增长。从历史来看，恰恰是改革好了以后，增长也会持续下去。现在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就是体制上不能够有一些大的动作，靠政府类似这种打强心针、吃激素的方式增长是没有办法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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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增长的潜力一定来自每一个人积极性的发挥，来自企业家精神的调动。任何一个国家，最终只有每个人的创造性都调动起来，每个人的自由精神都发挥出来，这个国家才是有希望的。所以改革一定要沿着这样的一条道路走，要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给每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如果大家对未来没有安全感，那么我们凭什么搞创新、创造？任何创新和创造都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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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现在控制着这么多资源，我们看一下这几年的产业政策，有哪一项是成功的？所以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资源怎么从政府释放出来，资源怎么从国有企业释放出来，怎么使每个人更有安全感，这是我们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听起来很虚，但可能比政府制定下一步的7 000亿、8 000亿、1万亿计划这样的东西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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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有好多概念已经被弄得不知道在讲什么了。我们为什么要增长？是为了让我们活得更幸福。但我们今天是不是忘了这个初衷？怎么保增长？刺激消费保增长。为什么要消费？为了增长。这就完全颠倒了。大家盯着一个数字，所有的事都围绕这个数字，比如2009年说保“八”，大家都铆着劲儿，“八”是什么意思？我们忘了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活着就是为了“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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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在中国的改革当中，其实大家很着急，心有青春的悸动，但是又觉得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规模，快速也是不容易的，该如何在这种背景下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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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任何改革，既要有紧迫感，又不能太着急，其实我们中国人过去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着急。好多事情我们没干两天就觉得已经失败了，所以我们就重新寻找道路，比如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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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真的必须从历史中学习，我们要更有耐心，未来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一出问题就要完蛋了，就重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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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改革能不能顺利推进，取决于老百姓，因为任何领导人都不能长期违背普通民众的意愿。所以普通民众有什么想法，对我们国家未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普通民众不相信市场经济，有仇富心态，那么经济要有很好的发展是非常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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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几十年，我觉得我们的好多观念变化非常大。我们过去什么东西都选择依赖政府，把花的每一分钱都当成是政府给我们的，现在则觉得政府花的每分钱都是我们交的税，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潜移默化非常重要。我们未来究竟前途如何，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我们相信什么可以决定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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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来源：凤凰财经“财知道”沙龙；访谈人：曾瀞漪；时间：2012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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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重启被中断的改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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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是少数政府官员的事，也不是少数经济学家的事，而是每个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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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最后会落实到什么程度，那就不仅仅有口号和原则，而且要有行动。所以，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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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正需要的还是要继续往市场化方向改革，而不是加强政府的权力。未来10年，改革的动力要真正成长起来，包括民营企业在内应该发挥很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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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有很多人说，在过去的10年里，有很多政策出现了倒退。在您看来，这些倒退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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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首先，中国的法治倒退得很厉害，十几年前我们曾经特别强调要建设法治，而在过去10年就很少强调了，并且政府对司法的干预越来越多，司法的理念本身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其次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产业政策的名义下，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很多权力被收了回来，政府的投资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投资平台进行投资，国有企业变得越来越强悍，越来越具有进攻性，民营企业变得越来越灰溜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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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和我们通往市场的目标相违背的，我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重新启动已经停滞或者被中断了的改革，应该开始真正的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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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您曾经说改革在2005年是一个转折点，您认为现在会是另外一个转折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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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希望是一个转折点。而且我看到最近中央政府出台的一些措施，应该说非常具有改革精神，像企业注册制度的改革、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等。问题是最后会落实到什么程度，那就不仅仅要有口号和原则，而且要有行动。所以，我一再说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我还是抱有一定的期待，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也在不断地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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