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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当然了。因为改革不是少数政府官员的事，也不是少数经济学家的事，而是每个人的事。经济学家要做的是给大家一些正确的理念，包括怎样正确地认识市场。政府官员需要有很大的决心，就像李克强总理讲的，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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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企业家既要给政府改革施加一些压力，同时假如政府有一些违反市场规则、对企业任意干预的行为，企业家也应该站出来抵制，至少得有一部分人这样做。抵制不一定成功，但是社会进步就是这样，它至少使大家知道这些事，认识到这些事的危害，那么未来再出现这种问题的可能性就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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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时候就是要说话，包括2012年公安部制定新的交规，将闯黄灯视同闯红灯，最后因为大家都说话，这项交规最后也就停止执行了。也就是说，对那种不合理的法，对破坏市场公平竞争规则、剥夺个人自由的法律，就应该有一种抗拒的力量。这种抗拒假如一次不成功，两次三次，总会对社会的进步有一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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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现在很多人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也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他们只关注自己眼前的利益，而且倾向于为了这种利益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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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民营企业家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弱点，尤其在中国这么强大的政府权力之下，很多人明哲保身，坛坛罐罐的是一定要去关心的，这个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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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像我们有时候批评有些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反对改革，阻挠权力下放，同样我们也需要批评这些企业家，我们不能老是希望别人当改革者，希望别人往前冲，我们每个人都要想想自己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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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对于一个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的利益更多建立在我们的法治化建设之上。如果他们不维护这样一种市场环境，其实对他们的利益损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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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是的。其实我认为不仅是民营企业家，中国未来每个人的利益都维系在这个国家的体制之上，法治、自由之上。如果这不能成为一个制度，不能成为一个基本理念，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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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的特权阶层，以为有了特权就能得到好处，就反对改革。但是没有法治就意味着没有人权，因为你随时面临着威胁，你可以利用关系和权力经商，敛到很多钱，但是不知道哪天你就可能出事。你可以剥夺别人的利益，别人也可以剥夺你的利益。所以，建立一个法治的体制，是每个人的利益所在。那些有权的人认为现在这样对他最好，是鼠目寸光，理念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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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也就是说，改革对那些特权阶层也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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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当然了。我们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现在的体制对所有人都不好，而不是说它只对一部分人不好，对另一部分人好。但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对他好呢？那是因为无知，你只能用无知来形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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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最近南京的市长被抓了，抓起来之前他可能认为这个体制肯定对他好，抓起来以后我想他就会反思，这个体制对他不好，如果不是这个体制，他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包括薄熙来，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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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假如他富了起来，那是因为他对社会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他赚的每一分钱都问心无愧，这样他才睡得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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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现在我们这个体制下，谁都睡得不踏实，赚钱的人不高兴，不赚钱的人更不高兴；没权的人难受，有权的人也难受，甚至有时候更难受。所以，我们才要改这个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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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总是强调理念。我们必须通过理念进步，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对我们人类好的东西，对大家都好的东西，什么是对大家都不好的东西。我们的无知、我们的偏见，使我们经常会误认为本来对我们不好的东西对我们好，这就形成了很多改革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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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这些，就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在中国推动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启蒙，让我们社会的观念发生变革。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对大家都好的，什么是对大家都不好的，要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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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来源：和讯网；访谈人：苏东；时间：2013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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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改革不能闭门造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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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人类的合作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人们只能在相互认识的人之间合作。市场可以使合作范围扩大到不认识的人之间，也就是陌生人之间。而今天我们的合作是全球化的合作，我们的任何一件产品都是全球化合作的结果，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独立生产出来的。这样广泛的合作只有市场能带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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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一个领导变革的机构，它的使命就是让政府回归到它真正应该做的事情上来，帮助完成这样一个转变，而不是最终靠它来约束权力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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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是不是符合你早前提议成立国家改革委的期望？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以后，发改委的角色是不是要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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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其他一些人都提出过。如果中国体制要改革的话，需要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权威性机构，能够专注地思考并且有权威落实好中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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