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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我补充一句，李鸿章在一八七几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朝廷总是形势好的时候说没有必要改，等到危机来的时候说没有办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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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提问3：张教授，请你评价一下重庆的模式，打黑和黑打是不是强盗的逻辑？如果是强盗的逻辑该怎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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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重庆我4年前去过，那时候还没开始打黑，打黑之后我没有去过，所以我没有调查也没有发言权。但是我相信一点，任何地方，重庆也好，北京也好，承认人的权利，给人更多的自由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让每一个人感到他有一种自由呼吸的空气。我们国家现在大家为什么焦虑？我们有种种的不确定性，我们甚至有时候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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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提问4：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作为普通的公民我们不像两位教授一样有那么大的话语权，但是我们怎么履行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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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其实每一个公民做好自己的事很重要。如果不接受一些正确的理念，我们这个社会永远不会进步。这实际上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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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我觉得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权利，当自己的权利或家人的权利受到不公正的侵犯时，一定不能忍气吞声，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尤其现在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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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提问5：我想问一下张教授，经过前一轮的改革，社会各阶层普遍都有一种焦虑和不满，包括所谓的企业家阶层，也包括一般普通民众。前段时间柳传志也说，下一步如果是一人一票，会导致普通大众打土豪分田地。你怎么评价这种对前景无法预见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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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想讲两点。第一点，确实大家很焦虑。我曾经用这样一个比方体会大家的焦虑：设想有一个人坐在牢里，但是他知道有人正设法营救他；另一个人在牢外面，他是自由人，但是他知道人家在追捕他。你说这两个人哪个心情更好？我要说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自由应该说比现在少，财富也比现在少，但是大家充满希望。现在大家有焦虑，就是不确定的东西太多了。看我们这几年的改革没有什么进展，我们该做的事情都没做，特别是政府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国有企业变得越来越强，民营企业家变得非常脆弱，强盗的逻辑开始越来越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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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当我们理解民主、理解法治的时候，一定要有我和雷颐教授刚才说的理念，自由是一种权利，是不可以轻易剥夺的，财产也是一种权利，也不可以轻易剥夺，人权超越了任何民主可以管的范围。如果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人投一下票，要把某一个人杀了，是不是多数人同意就可以把他杀了？不可以的。他的财产也是这样，不是我们投了票就可以把他的财产分了。如果有了这样的理念，民主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大家不要误以为民主是什么事我们都可以投票决定。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和权利的理念，都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人的生命不可轻易剥夺的理念，我们就不应该有那个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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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提问6：我想问一下张维迎老师，产业政策是市场逻辑还是强盗逻辑？作为一个高科技创新云集的新兴产业，是不是应该给予政策扶植？该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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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产业政策不能叫市场逻辑，可以归结为强盗逻辑一类。因为很简单，产业政策是给人增加特权的范围，减少权利的范围。比如我们国家要重点发展一些行业，那些不是重点的你再投资政府就不批准，不让你做。重点的行业什么人能做，也是有讲究的，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做。我们知道国家拿的好多落实支持某一个产业的钱，都是老百姓的钱，谁能拿到这些钱？未必是真正给社会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恰恰可能是有关系的人。比如2012年国务院拿出150亿扶植小微企业，企业马上就开始组织公关，我认识什么人，你到我这儿申请就能拿到，到其他地方申请就拿不到。所以产业政策基本上变成一种寻租，一种大家分配租金的方式。包括一些科学家和企业家，他们和政府之间有一种合谋，我觉得是无知和无耻加在一起导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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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个例子，几年前我们有一个上海的大学教授要发明中国造的芯片。我们的发改委、科技部给他几亿的钱，当然一开始没有给那么多，他知道自己做不出来。他后来把摩托罗拉的芯片刮掉原来标识，贴了个名字，这是无耻。我们政府部门给他钱是无知，以为他能做出来，其实他做不出来。后来政府知道这件事以后不愿意承认这个错误，为了掩盖这个错误就给他更多的钱，所以从无知走向无耻。我们国家大量的钱就是这样花掉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不是市场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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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提问7：我们一直在谈人的权利，听到后非常振奋。最近熊的权利以及其他动物的权利让我们非常关注。归真堂上市，我看到的消息是它很符合上市的条款，但是在道德面前我们不能接受它。我不知道您在市场逻辑里有没有涉及道德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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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市场逻辑本身就是最道德的，因为道德的底线是你不损害别人，我们通过市场给人创造价值，带来幸福，这就是道德的。至于你谈到动物的权利和人的权利怎么处理，我现在还弄不明白。因为我们人类的制度建立在人是所有动物里最高等这个基础上的，这样我们有一定的权利去收拾其他的动物，否则我们人类不会有今天。从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采集狩猎开始，好多动物也是被人类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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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谈到的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我只想强调两方面。第一，随着人类的进步，人类同伴之间的同情心会越来越强，四川发生了地震，美国人捐钱，欧洲人捐钱，同样日本发生地震我们中国人也捐钱，这是人类很大的进步，我们相互之间更能互相体谅，更能够同情别人。如果这样的观点持续发展，人类之间的战争就会越来越少。几千年前杀人跟抹掉一个蚂蚁一样，几百年前中国人杀人也是跟抹掉一个蚂蚁一样，死个几百人脑子里是没有概念的。我相信今天大家不是这样的，包括吴英事件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就是我们对人的关注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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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对动物的关注也增强了。我记得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们家杀一只羊先要烧一炷香，然后再杀它。中国传统也有好多对生命的尊重，“对不起，我要吃你了”，先要告诉它一声。什么东西都是有生命的，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平衡的观点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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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朱嘉明先生写的《从自由到垄断》，写的是两千年货币史。他说明朝不是亡于苛政，而是亡于通货膨胀。第二个，国民党失败在于法币改革。我们现在经济权利越来越集中于国家，将来对国家意味着什么？正好有一位经济学家，有一位历史学家，我想请教两位对朱嘉明先生的观点怎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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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我对货币、金融这样太复杂的知识了解得非常少，我读哈耶克曾经接触到一个问题是我此前没想到的。他说货币不一定非要由国家垄断，在我们通常的观念里，货币必须要由国家发。哈耶克提出，这项权力不一定要掌握在国家手中。看到这个我很震撼，但我多少有些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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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朱嘉明先生写的书里说，以前货币不是官家自己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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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觉得他讲的观点非常有道理，货币的国家垄断为强盗的逻辑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国家为什么垄断货币？其实当时也是为了从民间拿财富。如果货币不是垄断的，政府怎么拿财富？只能用税收。税收引起好多反感，甚至包括造反、起义都是有可能的。政府把铸币权拿到手以后，它的掠夺是隐蔽的，你都没有感觉，所以通货膨胀便变成政府掠取民间财富的利器。刚才讲的明朝、国民党的倒台与货币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意味着聪明反被聪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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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我觉得千万不要低估民间的智慧。北洋军阀时期，在中国境内很多政权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在中国的范围内有不同种货币在流通。但是在那时候，老百姓不认字都知道，他们在交换过程中就知道，袁大头最好使，所以不要低估民间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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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真正需要政府垄断的事蛮少的，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反过来说，任何事情只要不是政府垄断，就不存在所谓的垄断。我们唯一要反对的垄断，就是政府用法律、政策强加给这个社会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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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来源：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访谈人：张树新；时间：2012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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