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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启蒙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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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是革命，都是由既得利益者领导或推动的。这些人中可能产生超前的改革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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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地讲，权势者变成改革者只是一种可能，可能不等于必然。这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是否有足够的领导力做出明智的选择。处于领导地位不一定就有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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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中国社会的发展正进入一个悖论阶段，既得利益者掌握着中国的政治资源与物质财富，他们有能力改革中国社会，但改革的阻力恰好又来自这些既得利益者。您在2013年的亚布力论坛上又提出，“既得利益者有可能成为改革者”。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新思想启蒙，那么，作为既得利益者能否担当起启蒙者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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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不知道他们能否成为启蒙者，但我们从历史上看，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是革命，都是由既得利益者领导或推动的。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历史上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例证。这些人中可能产生超前的改革理念。而且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经常讲的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中间也分派别，有博弈，而且有时他们之间的斗争比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斗争还要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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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法国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旧制度下的贵族，《百科全书》的160位作者中有30位是老贵族，卢梭30%的通信者、伏尔泰50%的通信者都来自贵族阶级，几乎所有启蒙运动期间的沙龙都是在贵族家庭中进行的。受到威胁的精英们，在困境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就为大革命提供了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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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那您认为目前中国是否需要新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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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中国的启蒙运动从100多年前开始，但到20世纪20年代“主义”就代替了启蒙。“文化大革命”后又有一个启蒙运动，但很快也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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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是中国改革的窗口期。我认为，这10年特别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是“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这个时期的中国，当然需要新的启蒙，需要思想市场。如果没有新的启蒙，中国的改革不可能真正成功。而且，新的启蒙时代也确实到了。我们看到网络上的议论很多，这都是社会迸发出的本能需求，而且如此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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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的进步，也有利于新启蒙思想的传播。像中国的印刷术传播到了西方，宗教典籍得以大量印制，教会对《圣经》教义的垄断就受到挑战，大家才意识到，原来每个人都可以与上帝对话，不需要一个代理人夹在中间。这样，技术就改变了教会的统治地位，促进了新教运动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看，我们今天的社会所处的技术状态与之有些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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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那么按照您的观点，这10年的一种可能是，有某些既得利益者在启蒙理念上对中国改革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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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严谨地讲，权势者变成改革者只是一种可能，可能不等于必然。这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是否有足够的领导力做出明智的选择。处于领导地位不一定就有领导力。比如历史上，对老百姓民主化的要求，有些非民主的政府习惯于用武力镇压的方式，或者一开始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才开始改革，但为时已晚。比如，晚清政府就是这样垮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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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这几年各地出现了不少热点事件，有的地方领导在应对中的表现令舆论感到遗憾。您怎样看他们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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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他们更像是一种官僚。官僚与领袖截然不同，领袖就像一个大企业家，他要思考未来的战略，敢于承担责任，而且要冒风险。他的成长路线不是线性的，是曲折的，甚至要起伏多次，比如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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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官僚是什么呢，他要一步步爬台阶，他要保官位保安全。如果政治家出自这样的官僚，就不是好现象。一个人天天忙着升官，怎么可能去反思社会？怎么可能有理念干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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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领导力有时能决定一个事件的走向，但民众的作用也不能忽略。历史不可能是英雄一个人创造的。我看到您最近的一次发言中也讲到改革需要更多民间力量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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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像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对中国的变革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要真正理解中国变革的话，领袖和民间的互动非常重要。可以说我们好多的变革比如包产到户，都是从基层开始，然后学者呼吁，上层默许，再变成政策，最后写进法律。这是我们变革的基本特点。这也是需要我们今天去思考的，我们中国未来的改革，没有好的、有理想、有改革精神的领导者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完成改革也要靠很多民间的力量，包括学者、媒体等多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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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提到社会变革的“英雄”，您在《博弈与社会》里也阐述了“制度企业家”这个概念。这个“制度企业家”有些类似于推动变革的社会“英雄”，他与前面讨论的社会启蒙者有一定关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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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在书中所讲的“制度企业家”是指创造社会规范的人物，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老子等，当然也有众多没他们有名的人物。没有这样一些人物，我们可能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商界企业家只需要理解人们喜欢什么，而制度企业家则要理解人的本质是什么，要提出新的价值观，改变固有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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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企业家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变和政治制度的转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长期专制，大家不满，但由于“尊重”他是旧的“社会规范”，所以在集会上大家还在言不由衷地喊“万岁”。突然有人勇敢地喊“打倒齐奥塞斯库”，顿时“万岁”就被“打倒”代替了，整个“社会规范”就发生了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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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规范”是要加引号的，因为它是靠强权维持的，而不是社会自然形成的。我之所以要尊重你，是因为我以为别人都怕你，而一旦知道别人不再怕你，那我对你的尊重也就没了。这时候，制度企业家做的就是“捅破窗户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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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现实中国社会是否也存在这类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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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里有个信号传递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这种信号传递导致的悲剧可以说数不胜数。从“反右”到“文革”，许多人对被指控的“右派”、“反革命分子”口诛笔伐、拳打脚踢，其实只是为了向别人传递自己对“伟大领袖的忠诚”的信号。这也容易导致暴民行为，比如今天的互联网，一旦某个人被说成“卖国贼”，就会受到很多网民谩骂，其实有些人并不见得经过认真思考，只是为了给自己贴上“爱国主义”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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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您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但我们上述讨论的很多内容已不是经济学的范畴。我也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张维迎自从离开院长岗位之后，越来越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了，而是更像一个反思社会的社会学家了。这样一来，您作为一个学者的社会价值或许更大了，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很需要思想市场，需要不同的声音进行碰撞。您认为自己有无可能成为上述讨论提及的“制度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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