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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现实中国社会是否也存在这类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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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里有个信号传递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这种信号传递导致的悲剧可以说数不胜数。从“反右”到“文革”，许多人对被指控的“右派”、“反革命分子”口诛笔伐、拳打脚踢，其实只是为了向别人传递自己对“伟大领袖的忠诚”的信号。这也容易导致暴民行为，比如今天的互联网，一旦某个人被说成“卖国贼”，就会受到很多网民谩骂，其实有些人并不见得经过认真思考，只是为了给自己贴上“爱国主义”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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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您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但我们上述讨论的很多内容已不是经济学的范畴。我也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张维迎自从离开院长岗位之后，越来越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了，而是更像一个反思社会的社会学家了。这样一来，您作为一个学者的社会价值或许更大了，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很需要思想市场，需要不同的声音进行碰撞。您认为自己有无可能成为上述讨论提及的“制度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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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还是把自己定位成经济学家，但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反思经济学。我关注重点的变化其实就是自己反思的结果。经济学通常被定义为研究资源配置的理论，我认为这是有偏差的。经济学真正应该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如何才能更好地合作。经济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区别不在于研究的问题，而是研究的方法。经济学关注市场，是因为市场是人类合作的制度，不仅是最有效率的，而且是最合乎道德的。你看看，凡是市场发达的社会，也是道德水平最高的社会。这其实就是亚当·斯密理解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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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学的另一个问题是，过分关注物质的、可度量的东西（如GDP），而忽视了不可度量的东西。这与经济学的数学化有关。其实如我在前面已经讲到的，人的幸福不仅与物质财富享受有关，而且与是否能发挥自己的才智、是否受人尊重等非物质的东西有关。一个人物质生活再好，如果没有自由、不受人尊敬，我也不相信他会是幸福的。不了解这一点，就没有办法真正理解人的行为，也就没有办法理解社会制度。我写《博弈与社会》这本书的时候，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博弈论是我们分析社会问题的最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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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制度企业家”本质上就是思想市场上的“企业家”。当今中国非常需要这样的制度企业家，因为社会变革首先是观念的变革。但由于意识形态的控制，中国缺少真正的思想市场，产生制度企业家很不容易。但思想市场的形成也是制度企业家自身努力的结果。或者可以说，正因为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思想市场，制度企业家才更有价值。我愿意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让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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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来源：《中国周刊》；访谈人：蒋晨明；时间：2013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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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权利启蒙任重道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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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重任不是少数几个人能完成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们曾经的启蒙中断了，现在进行启蒙不能只靠学者，还要靠媒体，因为任何观念都需要传播。传媒是大众交流的手段，没有言论自由，启蒙很难进行。我们的言论自由仍然受到很多限制，但网络革命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不亚于几百年前印刷术在西方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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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作为多年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者，您觉得改革3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启蒙、企业家的启蒙完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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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没有。人类整体的启蒙从大的方面来说，经历了两个500年：第一个500年，即公元前500年开始的轴心时代，从孔子到耶稣的启蒙；第二个500年即从14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国在第一个500年表现出色，但第二个500年我们缺席了，没有伟大的思想家出现，所以未经过第二阶段人类智慧的洗礼。到鸦片战争后我们发现自己落后了，开始反思、启蒙，这样经过几十年的启蒙，但到20世纪20年代就停止了。然后，“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又开始启蒙，到1989年又停了。所以到现在，我们的启蒙仍然没有完成。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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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启蒙的核心是自然法基础上的概念，就是人的基本权利，它包括法律的至高无上、统治者的非人格化和政府在法律内行事、谁都不能超越法律等概念。我们现在真的很落后，今天我们认为最开放、激进的观点，还比不上100多年前梁启超、严复的观点，中国政府官员包括高级官员有关民主、法治、自由的观念，也比不上100多年前的慈禧太后。所以说，我们整个观念启蒙没有完成，而且很多方面是大大倒退了，启蒙的任务还很艰巨。但没有启蒙，我们的思想是混乱的。人类进步依靠的就是理念，至少是主导性的理念。如果我们的思想是混乱的，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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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那么未来具体的权利启蒙内容包括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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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简单地说就是人的权利有哪些是天然的，任何人不经正当程序是不能够剥夺的。有一些权利是超越一切的，比如我们的生命权。而我们搞民主，少数服从多数，那只适用于公共事务，如选举领导人的权利。不能说少数服从多数可以用于人的生命，不能说我们多数人同意杀了谁就杀了谁，想剥夺谁的财产就剥夺谁的。你没有这种权利！这是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内容。我们首先要承认天赋的这些人权是不可剥夺的，但是大家好像没有这个概念。所以茅于轼先生说，我们这30年改革最大的进步就是不能够随便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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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回想一下，30多年前我们是可以随便杀人的。我在农村的时候，一个治保主任就可以随便把农民捆起来，关到黑屋子里边，让他几天不吃不喝，或者随便抓一个人游街示众。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中国人道德的危机、道德的堕落，有人认为几十年前我们不是这样。其实它只是表现不一样。现在你可能看到人们见死不救，当年你看见的是好好一个活人被打死，是这样一个区别。至少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见死不救不正常了，但是当时我们把人打死都觉得就是正常的。所以茅于轼讲这是个进步，尽管听起来有点儿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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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历史包袱之重增加了启蒙难度，而任务的完成有赖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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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启蒙重任不是少数几个人能完成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们曾经的启蒙中断了，现在进行启蒙不能只靠学者，还要靠媒体，因为任何观念都需要传播。传媒是大众交流的手段，没有言论自由，启蒙很难进行。我们的言论自由仍然受到很多限制，但网络革命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不亚于几百年前印刷术在西方的发展。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言论自由，就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社会”。言论自由如果还不能真正实现，这个社会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任何统治方式其实都不要试图跟新的技术去对抗，因为这种对抗其实反倒使自己变成鸵鸟，老百姓在那里议论纷纷的事你假装不知道，这样很危险，因为它会引起政体的突然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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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来源：《东方周报》；访谈人：陶卫华；时间：2013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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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权利正当性来自天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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