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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莫干山会议是1984年9月召开的。当时中国上下对改革投入很多努力，但下一步怎么走，理论准备不足。第一阶段的时候，为什么改革，老一代经济学家很好解释。按照马克思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既然我们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也不能那么先进，就不能搞超前的共产主义制度了。但是真要改的话，怎么从政府严格控制下的计划经济走出来，有好多盲点大家不知道；而且有很多风险，大家也不好判断。在这个背景下，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想提供一次机会，让更多的人交流对改革的思考，然后把他们的智慧聚集起来，看能不能对改革有帮助。这样，就在全国通过征文的形式，从上千篇文章中选出120多篇文章，召集作者去莫干山开会。会议分成几个组，例如企业改革组、宏观经济组、对外开放组、地区发展组等。在讨论当中，形成一些观点意见，对下一步改革产生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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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参加了价格改革讨论。在这之前，价格改革已经是很迫切的问题。因为企业扩大了自主权，它们根据价格核算，“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当时看来是不行的。社会需要这种商品，因为价格低你就不生产了，这能行吗？必须调整价格。但是，价格改革涉及千家万户。在计划经济下，价格、工资包含了社会福利因素。你买东西很便宜，但不是随便买，要按户口定量供应，因为里面包含补贴。价格一动，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影响。还有国家税收，它跟价格相配合。有些产品价格高、征税多，改了之后，它的价格掉下来，财政收入也会掉下来；或者说，有些企业过去拿的原材料很便宜，就可以赚钱，国家能征到税，如果原材料价格上去，企业没利了，国家怎么征税？财政很担心。再加上长期计划经济形成一种观念，好像任何价格都不能动，一动就成通货膨胀了。总之各种原因，使得人人都认为价格改革应该改，但是谁都不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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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不能按调整价格的方式去做，因为在政府层面，你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价格；只有通过市场供求竞争形成的价格，才是正确的价格。国家调价，在某个时候你说合适了，但市场情况随时在变，成本在变，消费者的偏好在变，过些时候又不合适了。所以不能按照调价的思路去改，只能通过“放”，把价格交给市场决定。怎么放呢？不是一步到位，而是一步一步来。好比说，把原来计划内的产品固定下来，还是按国家定价买卖，计划外的产品先放开；然后再一步一步地把计划内的产品价格分期分批放开，最后达到完全的市场价格。这个过渡方式被称为价格双轨制，对当时和之后的改革政策产生了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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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您的观点有人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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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当然，因为它跟传统的思考完全不一样。当时理论界有很多观念和意识形态束缚，比如我们必须实行国家定价才叫社会主义；市场定价是自发的资本主义，一定会引起市场混乱。思想不自由，就会纠缠在技术问题上，争论各种价格该怎么调整，调10%还是20%等，最后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好多现实问题没法改。所以我提出，第一，计划不可能定出正确的价格；第二，可以通过双轨制过渡到正确的价格。最后很多人认可了这个思路。当时我只是一个大学研究生，还没有去政府机关工作，说明大家还是愿意接受新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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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那时候您多大？上学时的观念就这么有颠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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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那时候不到25岁，参会的论文题目是“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意思是价格改革已经变成最核心的问题，如果价格改革搞起来，能为其他改革创造有利的环境，它们就容易做了。我敢这样提出改革思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年轻，脑子里没有太多限制。这说明一个问题，思想解放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思想解放和心灵自由，思考问题有太多条条框框，很难有理论创新。当然，改革思路要变成具体政策，中间一定有修正，要考虑好多现实因素。这就是政治家和参谋人员要做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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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实际的价格改革政策，究竟是怎么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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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个也看运气。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接受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一个提法。莫干山会议上的这些东西能起作用，跟这个提法可能有关系。当时中央领导积极地了解经济学家在说什么，看看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就在讨论的时候怎么去说服别人。我的思路被吸纳到一个报告里面，中央领导人看了以后，觉得很开脑筋，就研究怎么去做。第一步是1985年1月的时候，由物资部发文件，通知一些重要的原材料产品，计划外的价格不再封顶，可以自由交易。从那以后，价格就开始慢慢放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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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有人认为莫干山会议的作用被低估了。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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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个问题不好说。什么算低估，什么算高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只能说，莫干山会议对那个年代的改革起了相当的作用。至于改革的过程，实际上1984年以前已经有非法的价格双轨制了。就是一种商品有两个价格，计划价格一般人买不到，像乡镇企业，只能去黑市上买。黑市的问题是政府想管，但又管不住，不如变被动为主动。所以我在文章里讲，其实价格双轨制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应该承认它，让它合法化，把它变成改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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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制合法化以后，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腐败。因为市价和牌价的差异，有办法拿到计划指标的人可以利用这个赚钱。比如说钢材，拿到每吨600块钱的计划指标，到市场上每吨1 200块一卖，可以得很大好处，然后就拿钱去贿赂管材料的人、贿赂厂长、贿赂销售人员等。另一个就是所谓的市场混乱。什么意思呢？在计划经济概念里，上级布置的指标你必须完成，完不成就是混乱。好比下达的生产任务是200万吨的钢材指标，但你知道，计划指标的价格只是每吨600块钱，市场价格却是1 200块。所以哪怕少交10万吨，拿到市场上去卖，就多出6 000万收入。这样，好多厂家不愿完成计划任务，而是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然后就出现了计划指标完不成、“市场混乱”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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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问题，大家就说，不能这样，要赶紧给价格并轨。可是因为太着急，出了问题。制度变革当中，好多措施有短期负面影响，这必须开诚布公，给大家讲清楚。不能假装改革只有好处没有负面效果。价格双轨制的问题应该解决，但怎么消除负面效果，时机选择很重要。1988年，中央领导决定通过“价格闯关”合并双轨制。那个时候条件是不成熟的，因为本来经济中存在货币过多的问题，价格上涨很快。“价格闯关”的消息引起了群众恐慌。我们原来是计划供应，至少能保证基本生活，但突然之间听说价格都要涨，大家就拼命抢购。这下政府就慌了，赶紧宣布停止价格改革，转向治理整顿。这说明改革要有正确的思路，但绝对不能操之过急。当然反过来说，一个搞改革的领导人比起混日子、维持现状的领导人，困难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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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价格闯关”失败，是不是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必须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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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任何转轨都有风险，处理得好困难会小一点。但是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我们为什么要搞计划经济？后来为什么又要搞市场经济？就是好多事情难以预料。关键是领导人审时度势，出问题之后，能尽快消减它，继续往前走。所以我觉得邓小平了不起，出那么大的问题之后，仍然力挽狂澜，重新把中国纳入市场化改革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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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从1988年以后开始三年治理整顿，当时你对中国的发展是怎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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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治理整顿就是宏观控制，包括价格管制。三年治理整顿一方面是经济紧缩，一方面改革本身在倒退。为什么说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非常重要，那可能是他老人家最后一搏。因为在1989年之后，保守势力很强大，好多原来的改革措施都可能被取消，包括乡镇企业退缩等。邓小平在1992年决定，必须扭转这种改革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当时社会在聚集某种力量，它已经在那儿了，需要有人把盖子揭开。邓小平把它揭开，结果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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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90年已经看出这种迹象，虽然政治上不自由，但政府管不了的好多东西出现了。当不了官的人可以做生意，赚的钱不比在政府少，可能还更有自由。1990年我去牛津读书，见到以前的朋友，我就说：你如果不想读书，就赶快回去，当官不行，赚钱有机会。他说：行吗？我说：我相信行。有些人就回来了，后来发展挺好的。那时候我们在海外，对国内情况特别关心，领导人讲什么私下里传得很快。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一出来，大家一块儿讨论，兴奋得不得了。这说明在社会变革当中，企业家需要政治家创造好的制度环境。没有邓小平这样的制度企业家，中国好多商业企业家也出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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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来源：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商道》；访谈人：陈慧；时间：2013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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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为钱正名》30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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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必须要有新的理念，思想解放对改革非常重要。思想解放就是理念的变化，就是原来大家认为不对的事情，现在认为对了；原来认为对的事情，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认为不对了。这才有了之后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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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我们这30年为什么进步。这30年实际上是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历史积累的知识以及他们的市场才发展起来的。如果误以为我们靠的是所谓的“中国模式”，不仅我们中国人靠这个，外国人也应该学我们这个，那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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