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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比如电信产业，基本没有向市场放开，因为几个牌照还是由政府垄断，发给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这三家运营商。而这种寡头垄断的格局，同时会出现一个后果，那就是：在这些垄断企业名下所谓的一部分价值或利润，其实很多是从其他一些部门转移过来的，最终还需要老百姓为之额外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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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有足够多的自由竞争，技术进步的诸多好处将由消费者共同分享，比如电子行业，比如计算机或者手机。20年前，这么一个砖头大的手机，动辄要3万、5万块钱；现在这么小的一部手机，功能不知道比当年要强大多少倍，但它的价格却可能只占到当年的几十分之一。可以说，一个社会只有在充分的市场竞争当中，才会有很多财富被消费者获得和分享，通常称为消费者剩余[28]。可是，这种充分市场竞争条件下的消费者剩余，在垄断或寡头的条件下，就往往变为了垄断国企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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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面对社会舆论对国有企业的种种批评甚至讨伐，也有国企高管站出来为国有企业打抱不平，认为国有企业理所应当拥有更大的市场。比如，在中粮倡导的“全产业链模式”遭质疑时，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说过一席话，大意如此：“中国谁在研究国企改革？北大、清华都没有这方面的课程。他们研究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改革。发达国家都有成熟的企业架构和企业管理模式，其背后的社会制度和法律规章十分完善。而我们中国的国企这一切都不具备。因此，我们的改革与管理更多的是探索。至少，中粮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在一个小环境中还是可控的和富有成效的。”令人好奇的是，在类似这样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身上，究竟有没有企业家精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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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其实企业家的概念，并没有非常准确的定义。我们需要企业家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本身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要去判断未来。好比消费者要预期怎么样的东西更能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幸福，这时候我们社会需要这样一批人：他们的目光更敏锐，判断力更强，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看到未来。而把这种判断变为现实则需要相当强的创新能力，并在创新的过程中冒着相当大的风险。这些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含义。在社会分工中，企业家充当的角色就是要推动财富的创造，给人类带来更多的新技术、更多的新产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并增进社会福利。这贯穿在人类整个生产和交换的全过程中，而不是只体现在某一个环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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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企业家资源的稀缺性，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有效配置他们在社会上发挥最大的作用，这背后就涉及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不可否认，在国有企业中也有一些颇具企业家素质的优秀领导人。作为个人，不管是宁高宁还是谁，具有企业家素质的国有企业领导肯定会把企业治理得更好，而国有企业本身效率的提高，理应也要带来整个社会效率更大的提高。但这并不能成为捍卫国有企业的理由。只要没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就会出现那些与之类似甚至比之更有企业家素质的人，可能没有在市场上与之自由竞争的机会。只要国家授予国有企业一定的特权，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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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从这个意义上，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对整个市场的公平公正来说，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企业家素质或企业家才干越强，所造成的市场扭曲反而会越大？因为他们可能更会运用特权或资源优势来追求本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运用自身实力来追求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会影响到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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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讲：假设国有企业一定要存在，必然需要找有才能的人来管，由有才能的人来管倒不是坏事，才能越强的人对这家国有企业内部的贡献通常也越大。至少有才能的人比没有才能的人管起来要好。但另一方面，如果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这些在国有企业名下产生的效益，却有可能带来整个社会效益更大的损失。这是因为，在国有垄断条件下，那些原本在市场竞争模型中可能产生的消费者剩余会被人为挤出，间接造成社会福利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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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公平竞争按说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但还是有人从理论上把国有企业当成我们国家制度的基石，甚至有人从历史实践的角度出发，以不容置喙的口气高呼“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领头羊’”。从一个独立学者的角度来讲，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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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不是太认同这样的观点。其实真正的“领头羊”，一定是创造能力最强的企业，而创造能力则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如果一件事情只允许国有企业做，而不允许民营企业做，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正当的。在市场没有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仅用销售额这种简单的数字为国有企业辩护是不成功的。还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我觉得这种说法可能问题更大。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一个国家看成一个家庭，国家中的企业和人民应该享受平等机会，不应该出现家庭中论资排辈的情况。谁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谁的企业做得更好，理应受到更大的尊重。那种采用非竞争性方式塑造出来的所谓强大，本身也可理解为一种对社会财富不公平的分配，甚至可以视为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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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非竞争性方式，或者说非公平的竞争方式，看来非但孕育不了企业家精神，反而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敌。那么，企业家精神是不是只体现在财富的创造阶段，抑或贯穿于从财富创造至财富社会化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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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每个企业家的个性都是不同的。从整体而言，企业家主要负责财富的创造，为社会带来更新的技术和产品，让人们活得更幸福，进步更快。在市场经济中，为社会带来的价值就是财富，企业家只有在不断创造的过程中才能产生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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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来源：《中国慈善家》；访谈人：朱敏；时间：201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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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又称为消费者的净收益，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时愿意支付的最高总价格和实际支付的总价格之间的差额。消费者剩余衡量了买者自己感觉到所获得的额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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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政府的正确定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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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政府，但不需要政府的任意干预。政府的存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由、保护财产权，只有在财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市场才能够有效运行。所以，政府应该建立一个有利于市场有效运作和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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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良性的社会里，只要每个人能够依靠自己的脑子和双手养活自己，就能够过得有尊严。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能够给人以尊严，靠个人的努力创造生活，“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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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困境无法仅仅依赖于奥地利学派或者凯恩斯学派中的某一方，两者的巧妙结合才可产生最佳效果。这究竟是一种审时度势的辩证思维，还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中庸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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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们需要政府，但不需要政府的任意干预。依据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的存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由、保护财产权，只有在财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市场才能够有效运行。所以，政府应该建立一个有利于市场有效运作和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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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政府不断地约束市场，排挤市场，抑制企业家精神，这样的定位就不对了。国家建立后需要统治者和政府机构，但统治者可能会越过国家存在本身的合理性范围，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谋求私利，容易蒙蔽很多人，从而畅通无阻地去做本来没有权限做的事情。我们该如何做到对政府的约束呢？就是要实行法治与民主。国家的存在是为了让人类变得更自由。如果说有国家比没有国家还更不自由，要这个国家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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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您是一再表示“应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主张一切都遵循市场的逻辑。但有些人对此并不同意，他们认为，治理经济危机需要凯恩斯主义；诸如当前中国的房价问题及粮食安全问题，也恐怕无法仅靠市场经济的力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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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人的认识有很多误区。1929年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并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的思想是在大萧条的情况下产生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是迎合了当时的政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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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们的房价问题需要政府来解决，于是我们的政府采取了限购的手段。我认为恰恰相反，房价问题不是出在市场失灵，而是出在政府干预，出在地方政府的利益上。现在的土地是政府垄断的、是畸形的，你不让市场发挥作用，怎么能解决房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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